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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7月30日 07:3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贸易顺差已处合理区间
谈起西方针对中国的“顺差国责任”论调，商务部综合司司长刘海泉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过大的顺差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没有好处。”
刘海泉说，历史数据表明，中国出现贸易顺差的时间并不长，持续出现顺差从1994年才开始；顺差的规模也不大，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数年份在3%以下。直到2005年后，顺差增长才有所加快，2008年达到2981亿美元，占GDP的6.9%。
但与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相比，中国贸易顺差并不算多。德国自1952年以来，连续58年保持贸易顺差，顺差占其GDP最高时曾达到8%。日本自1981年以来，连续29年贸易顺差。美国在二战后曾出现过连续20年的顺差。一些海湾国家受资源禀赋影响，也长期保持大额顺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贸易顺差持续下降，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继2009年中国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1020亿美元、下降34%后，今年上半年同比又下降42.5%，顺差占GDP比重降至2.2%，已处于一个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
在华外企是顺差的主要创造者
“单纯看顺差数字，无法全面准确了解背后利益的实际流向，必须结合投资情况来进行分析。”刘海泉说，“事实上，外商投资企业是我贸易顺差的主要创造者, 也是我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者。”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2009年外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9%，创造的顺差接近顺差总额的2/3。外商投资企业通过“中国加工”赚取高额收益。他们从日韩等我周边国家进口零部件，在中国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后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设计、研发、批发和零售等环节的高额利润，留给中国的仅是微薄的加工费。
刘海泉以“芭比娃娃”为例解释：一个在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零售价为10美元，而中国企业的加工费只有0.35美元，拥有该品牌的美国公司在扣除其他成本后获利近8美元。
他说，多年来，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在华投资设厂，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政策、市场等多方面优势，提高了自身国际竞争力，巩固和扩大了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带动了其国内产业升级。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70多家来华落户，中国逐步成为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地区总部所在地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中美商会发布的《2009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74%的美国在华企业盈利，81%的企业对未来5年在华业务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保持一定的顺差有其合理性
刘海泉认为，前些年，中国贸易顺差出现较快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归根结底是由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等多方原因共同决定的：
一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转移不断上升的成本，占领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通过对外投资等手段逐步将制造业向中国这样具有劳动力、土地、税收等成本优势的国家转移。在转移的同时，贸易顺差也同时被转嫁给中国，导致中国顺差规模持续扩大。
二是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工业门类齐全，生产配套能力较强，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满足不断增长的外需奠定了扎实基础。
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紧密，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流动也更加便利和快捷，这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贸易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当前中国的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等则以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有较强互补性。
五是中国出口以日用消费品为主，国际市场对此需求较大也较稳定，受经济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而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明显，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一定规模的顺差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刘海泉说。
中国出口力促“双赢”结果
“中国出口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一个双赢的结果，绝不像某些西方国家宣传的是外方吃亏、我们独享好处。”刘海泉说。
刘海泉说，中国人民依靠辛勤劳动，为全世界创造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不但有利于稳定进口国市场和经济，而且有利于提高进口国人民的福利。通过进口中国商品，一方面有利于进口国稳定市场价格水平，降低通胀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另一方面，有利于满足进口国的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提高他们的购买能力和生活水平。按照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结果推算，美国人通过进口产自中国的商品，仅2009年平均每人就节省了300多美元的开支。
刘海泉指出，正因为中国产品能给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诸多好处，中国出口近年来才能得以快速增长。如果只关注中国获得贸易顺差，而故意回避进口国的收益和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客观，更不符合逻辑。
西方国家不应一味转移矛盾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复苏。刘海泉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部分国家目前遭遇的困难本质上是其内部经济结构出了问题。
一直以来，西方人习惯于通过透支未来的收益来满足当下需求，并催生了与之相匹配的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整个国家走上了过度依赖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导致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在经济前景看好的时期，这种发展模式看似运行正常，而一旦环境恶化，未来的收益不再有保障，这种发展模式就问题百出、难以为继。
西方国家在危机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如重新振兴制造业、更加重视出口等。但是应当看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持续向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制造业，自身对传统制造业已有些“水土不服”，短期内难以重新恢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多数产品恰恰是西方国家不愿生产而又不可缺少的日用消费类商品，就算西方国家不从中国进口，也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同类产品。
“在追究危机责任和解决经济复苏乏力问题上，西方国家应该把目光集中在查找自身不足和修炼内功上，而不应一味地转移矛盾、嫁祸于人。”刘海泉说。
扩大进口还需西方放开限制
在刘海泉看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高度互补，双方本可以通过自由贸易互换产品，满足各自需求。但事实上，西方某些国家抛弃了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对中国实行了严格并带有歧视性的出口限制，人为造成双方贸易的不平衡。
例如，美国在2007年把中国单列出来，增加了几十个品种商品的出口限制，像高性能计算机、航空航天民用技术、高精度数控机床等，中国有需求却买不到。
刘海泉说，这充分说明，中国与西方部分国家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始终不愿主动从自身角度去化解贸易赤字问题。“他们只有采取切实行动，放开其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又是中国需要商品的出口限制，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其扩大出口的目的，并有效改善双边贸易平衡。”
他介绍，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中，中国努力稳定出口、优化出口结构，更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2009年以来，中国主动组织了数批贸易投资促进团，继续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程度，在广交会等国内重要展会上举办进口促进活动。此外，中国还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实施比世贸组织更优惠的贸易协议，有力扩大了我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去年中国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东盟、巴西、南非等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在2009年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继续扩大进口、稳定出口，为全球经贸的稳定复苏作出积极贡献。”刘海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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