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真的在走向末路吗 80年代文学真比现在好？_新闻台

　　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需要更多的掌声

　　□传统文学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即便可能是一时的，但文学毕竟获得了一次被大众广泛认识的机会

　　□矛盾心理反映出许多人对文学的现状并不完全了解，无法作出准确判断

　　□希望更多的人能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向那些投身文学的人表达敬意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真的比现在的文学更好吗？对当代作家创作水平的低评价是客观的吗？莫言获诺奖后，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反思——

　　文学获得了一次被大众广泛认识的机会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如同一颗火种，迅速燃起海内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已被冷落多年的文学骤然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即便这种焦点地位可能仅仅是一时的，但文学毕竟获得了一次被大众广泛认识的机会。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的争议此起彼伏。大众对文学的漠然、批评界对文学的质疑以及创作者自身的焦虑，令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蒙上了一层具有普遍性的悲观情绪。因此，尽管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仍然有许多声音提醒说：“不能过于乐观，中国文学的路还很长。 ”的确，当下的中国文学正面临许多难解的困境：文学概念前所未有的繁复，对于文学现状的判断呈现两极化，文学生态环境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侵袭……甚至一度有学者断定 “文学已死”、“文学正处于最糟糕的时期”。

　　反思是必需的，不过，不应否认的是，当下的中国文学正呈现出一种十分活跃的状态。不管是创作环境、市场环境还是批评环境，都有较之以往更为开阔的空间。同时，高速发展、深刻变革的中国社会，也为文学供给着丰富多样的、可资利用的素材。中国作家的整体水平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但一线作家的创作仍然时有惊喜出现。应当说，莫言的获奖并非偶然，他其实是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在莫言的身后，有一批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优秀的中国作家，他们与莫言一样，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入的观察、透彻的理解，被世界文坛所关注和认可。正是这样一股群体力量的存在，构成了拉扯中国文学向上发展的牵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重要的作家大多是“50后”、“60后”。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还有苏童、张炜等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又在90年代不断深入创作，新世纪后愈显成熟。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都写出了堪称代表作的优秀作品。海外评论家曾评价说，像中国这样拥有一批50岁左右的一流作家的现象，在世界文坛十分少见。

　　因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一次全面展示中国作家力量的重要契机，让当下文学的全貌能够被更完整、更客观、更真实地呈现出来。除了质疑和责骂，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还需要更多的掌声。

　　文学真的正在走向末路吗？

　　在文学的编年史里，上世纪80年代一直被许多人称为黄金时期，它以鉴镜的姿态存在，反照着当下文学日渐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有学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重回“五四”起跑线的重要历史时期，许多作品的质量堪比现代文学，有的甚至超越了“五四”的水平。批评家王彬彬也曾评价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能够达到《古船》的水平。而莫言最被大众熟知的小说《红高粱》也是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部至今仍享有盛誉的作品成功塑造了“我奶奶”这样一个打破传统观念的生动人物，被认为是人性与个体的完全释放和解放。 “80年代文学”不仅被文学界内部热捧，就连普通读者也对其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那时的社会生活充满了文学的影子，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创作的井喷，曾经备受压抑的中国人从文学里找到了释放的出口，于是，小说繁荣、诗歌繁荣、期刊繁荣……文学以主角之姿引领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对此，批评家王光东回忆说：“从感情上来讲，我们这代人非常怀念80年代。在我们看来，当时的作品确实很好，就算放在今天，很多也是很好的。那时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们的文学激情得到全面解放，理想普遍上扬。但是今天，理想、激情和想象力都在市场化的影响之下变得不那么纯粹了。 ”批评家葛红兵也表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逢纸面印刷时代最美好的时光，“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的电视剧、电影看，于是就看小说，水平一般的作品也能印几万册。当时的杂志非常便宜，收入不高的普通人也有能力同时订几份。 ”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较，今天的文学似乎黯淡、无力了许多。虽然出版的文学作品多了，但有影响的却少了；虽然作家多了，但能让人记住的却少了；虽然读者多了，但愿意读纯粹的文学的人却少了。文学真的正在走向末路吗？过去几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与文学相关的人。不过，就在舆论悲观看待文学前途的同时，那些期待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声音却从未消失过。似乎人们一方面在给文学打出“差评”，一方面又对文学怀有极高的期待。这种矛盾心理恰恰反映出许多人对文学的现状并不完全了解，因此，便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真的比现在的文学更好吗？

　　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情结，一个有些说不清因由的复杂的情结。每当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前夕，有关“中国作家会不会得奖”的讨论就会习惯性地出现，文学界内部热衷于这个话题，大众媒体也时不时地要提上一提。不过，很少有声音对中国作家必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抱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尽管莫言一直被某些国外机构捧为大热门，但是，国内舆论却并不看好他会获奖。即便莫言最终获奖了，也仍旧有许多质疑指向他的作品。

　　质疑也好，批评也罢，归根到底是源于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对当代作家创作水平的低评价。不过，正如批评家陈晓明所说，有些批评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提出批评的人根本没有认真看过作品。没有做到深层次的阅读，常常只是看看内容简介或一部分章节，就长篇大论地提出各种批评。这种现象正是当下文学批评的病症之一。浮躁批评、短视批评的盛行，愈加遮蔽了当下文学创作中那些值得肯定的成就。再加上媒体批评对眼球效应的追逐，把文学娱乐化、低俗化、市场化，更使大众如雾里看花，难分真伪。

　　面对文学界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赞美和对当下文学的贬斥，批评家陈思和曾多次强调，当下的文学并没有衰退。今年9月，他在出席《当代作家评论》创刊30年研讨会时再度提到这一话题：“有人说，现在的文学没有活力了、衰退了，我并不这样认为。大家怀念80年代的文学，赞美80年代的文学，那是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在80年代度过的，那个时期留下了许多激情的、美好的回忆，使我们怀念它。作为一个30年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我也试图去回忆80年代的文学，思考它是否真的比现在更好？结果我发现，并不是那样的。今天的文学，无论是文学性本身，还是作家探究问题的深度，都已经超越了80年代。 ”

　　陈思和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一批优秀作家，到了90年代时，创作越来越深入，并且，他们对文学的信念并没有受到市场大潮的冲击，仍旧坚持写作，并拿出了更好的作品。 ”从陈思和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文学发展的轨迹并不是一条下行线，反而应该是一条逐渐爬升的上行线。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时，一部分作家刚刚开始觉醒，更多的是依靠感觉来写作，文学风潮更迭的速度很快，作家们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尝试，许多经验是模仿而来的。 “现在回顾起来会发觉，80年代的文学反而是不成熟的，而90年代，作家们开始自己选择道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写作思路。莫言和王安忆不同，张炜与莫言也不同，每个人都是不可取代的。 90年代的酝酿和积淀，造就了新世纪以后更加成熟的文学。 ”

　　有的人认为，文学之所以不那么纯粹了，是因为太多的商业因素卷入了文学的世界，同时，也是导致当下文学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陈思和认为，文学本来就是少数人的，即使很多作家在市场大潮的影响下离开了文学，那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90年代前期曾经出现过一批很好的作家，不过，当中有一些人逐渐消失了，或者去读书，或者去拍电影，总之不再写小说了。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仍然有好的作家选择坚持下去，并且，在新世纪里，他们都拿出了很成熟的作品。 ”

　　少一些片面或许便能看到文学勃发生机的一面

　　如果要列举2009年的文坛风云人物，批评家陈晓明一定在列。由他提出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说，曾引起文学界的激烈争论。时至今日，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个时代有几位大作家、几部大作品就足够撑起它的文学高度了。

　　陈晓明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非但不是许多人眼中的“垃圾”，反而存在很多亮点。“亮点”所在之处，正是一批优秀的写作者和一批优秀的作品。他的中国文学“高度说”建立在四个理由之上：

　　首先，当下的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现实进行批判，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如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

　　陈晓明在阐述个人观点时，均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例，表明他对文学现实有深入且细致的掌握。而这些作家作品正是支撑当下文学高度的主要力量，是认识当下文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群体。当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莫言是谁，不知道《一句顶一万句》是谁写的，也不知道阎连科通过《受活》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的时候，又怎么可能对文学的现状作出冷静、客观的评价呢？

　　“阎连科的《受活》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最关键的转型和变化，它将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来。贾平凹的《秦腔》非常独到地表现了中国当下的历史，充满了汉语书写的诡异之气。《一句顶一万句》显示出刘震云强大的写作能力，主题充满了历史的反讽，非常深刻。莫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家，他的强大在于深深了解西方小说，又非常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融到自己的写作中去。 ”陈晓明毫不吝啬地夸赞四位当代著名作家，他提出“高度说”的自信正是来自于这些作家为文学贡献的经验和成就。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向那些投身文学的人表达敬意。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因为有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一批优秀的作品而让我感到很骄傲。 ”

　　陈晓明的自豪感曾经受到很多抨击，认为他过分美化文学的现状。不过，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尝试更深入、更客观、更冷静地去看待今天的文学，少一些片面、少一些愤愤不平，或许就能够看到文学勃发生机的一面。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为文学吸引了无数的眼球，让许多文学之外的人开始望向文学，也让许多热爱文学的人愿意重新了解文学，这或许便是今天的中国文学所收获的最好的机会。 □本报记者/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