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他们是一群没有故事的民工_新闻台

　　京港澳高速在暴雨中受灾严重,有152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上救出了上百名被困游客。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某慈善组织提供15万元的赠款,表彰这些农民工见义勇为的行为。然而,部分参与救援的农民工表示,“钱确实发了,但是又收回去了。(8月9日《京华时报》)

　　一如救援的民工所言,钱物不是救援的目的,但却是社会给予的认可,民工施救,社会报恩,这是一种善意的回馈机制。对这笔捐赠而言,当捐赠者决定授予民工时,钱物就已经成为民工的私有财产,他们有充分的自主权,决定其使用和归属。法律意义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早已是深入人心的常识,民工的顶头单位,没有任何理由扣留捐款。更何况,参与施救的是民工,整个施救行动也是自发组织,自始至终和民工所在的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以留住工人为由扣留款物,无异于对私人财产的强制介入和干预。

　　也正基于扣留捐赠中明显的错乱,可以抱持的乐观预期是,面对汹涌的质疑,陷入舆论漩涡的建筑公司或将一改扣留时的强势,将捐赠钱物归还到民工手中。先有曝光,再有舆论跟进,最后正当诉求得以纾解,这是多数弱势群体捍卫自身权利的常规路径。注意力也是生产力,对于这群民工而言,他们也的确有这样的资源可供利用。从施救行动伊始,在一定意义上,这群民工就已经跳出了寻常的身份,他们不单是一群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泥瓦匠,还是参与了一场举国关注的灾害救助的平民英雄,还是崔永元“请客吃饭”里的座上宾,这些特殊符号充斥着新闻价值,额外的角色使他们时刻伫立于镁光灯下,为公众所注目。因而,他们遭受不公,很快就因为他们已经暂时公共化的身份而得以放大,进而借关注力推动求解,这是一种幸运,却也是一种不幸。

　　由此,我们可以逆向反推,假如他们不曾是崔永元的座上宾,新闻后还会不会有数以千计的跟帖?假如他们参与的只是平常的施救,也没有人宴请吃饭,还会不会有众多观众为扣留而质疑而愤怒?进而言之,假如他们只是芸芸民工中的普通个体,没有救援,没有被请客吃饭,扣留的不是捐赠物而是正当薪资,他们的命运还会不会进入公共视线?遗憾的是,较之于在扣留捐赠上可以抱有的乐观预期,在上述问题上,我们很难得出欣慰的答案。长久以来,农民工都是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边远甚至真空地带,正当诉求被忽视,权利处在贫弱状态。缺乏刚性的兜底,他们在遭受侵害时,只能发出微弱的呼声,或者申诉无门,或者祭出爬楼爬塔、祭拜先祖等悲情方式,为自己创造出具有新闻价值的谈资,从舆论那里收获善意的支持。

　　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市区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到施工地点调查、处理,现在已将扣留的善款发放到农民工手中。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权利被进犯之后,能被舆论幸运选中的,往往只会是那些有故事的人,就如新闻中的这群民工,他们能够利用故事带来的附加值,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这些不幸中的幸运儿身后,更多的是那些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故事,没有谈资,没有过多新闻价值,没有额外的身份,他们的权益同样时刻处在孱弱的状态,整个社会,应该着力给他们建造一条在遭受不公时可顺畅申诉和抗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