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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思明
今年下半年，全国全面启动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昨日，卫生部发布《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2012年8月2日《新京报》）
表面看来，此次卫生部发布《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目的在于遏制医生收受红包的乱象，但在当前医患双方地位不等和缺乏法律监管的现实语境下，如何规避此类现象的发生，仅仅依靠医患双方的“双向签字”还远远不够。
长久以来，在医患双方的辞典中，红包收受素来是二者所达成的“心理默契”。一方面，患者家属在“不送红包内心担忧”的心理作用下不得不遵循这个潜规则，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红包收受并没有法律的制约，医生是否收受红包，也似乎仅仅依靠其自身的道德素养。
可遗憾的是，在2006年医疗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整治中，有关医务人员收受红包是否构成受贿的广泛争论，却由于在法律方面没有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进行明确的规定，更不可能有量化治理的标准。然而，2009年的一份“产科医生年入红包14亿”的数据调查，似乎早就勾画出因缺乏律法制约所导致的红包泛滥。
所以说，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既要打破医院倡议依赖设定的红包潜规则，也应该从立法方面尽快对红包收受的行为作出有效惩处。一如之前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以“双向签字”防止收受“红包”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因缺乏第三方监管的“二人协定”很有可能伴随造假行为的发生。
事实上，对于患者家属而言，送红包本应是想寻求一种心理平衡，而即便是医生不想接受，他也可能会想尽方法达成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不改变当前患者处继续于弱势的现状，即便是采取签字的效用，也难以让红包文化的归于沉寂。
总而言之，一反常态的倒逼红包制度改革可能还面临巨大考验。也因为如此，整治“红包”收受行为的发生更应该从患者角度和实际操作中讲求实效。不可否认，拟订《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面临着诸多疑惑，既要一个征求民意和反复的修订过程，也还应从医疗制度本身的自净着手。
一项好的指导意见，必须要符合实际操作，否则就会被沦为一纸空文。有鉴于此，红包收受现象的治理不仅要从以道德自觉的方式予以避免，更应该从消除医患地位不对等的现实考虑，同时提高患者对医生的认知度，消除不送红包的恐慌，并引进法律严惩红包行为，才能够让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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