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昌莲：竞技体育与应试教育是同一家“工厂”_新闻台

　　在新闻发布会上，无论记者提出怎样的问题试图了解这个看起来非常单纯的女孩，她的回答总是只有一句话，“很激动、很兴奋、训练很苦”。媒体与叶诗文的交流显然存在明显障碍，以至于有记者最终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并不友好的问题，“你是只会训练、比赛和拿牌的机器人吗？”（7月30日《中国青年报》）

　　受文化差异的限制，外国记者显然读不懂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但是，他们却能够从中国运动员表现出来的木讷和孤言寡语，看出来了中国运动员只是“会训练、比赛和拿牌的机器人”。然而，外国记者更读不懂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因此也不知道，中国的竞技体育与应试教育，其实是同一家“工厂”的两个不同的生产车间，竞技体育生产“拿牌机器”，应试教育出品“考试机器”。

　　首先，在举国体制下，我国的竞技体育一味地追求成绩，唯奖牌是举，不仅忽视了对运动员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且几乎放弃了对运动员思想品德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正确引导，特别是对队员工作、生活、以及比赛纪律上的管理，松散无力，几乎到了放纵失控的地步。因此，培养出来的运动员，要么是“只会训练、比赛和拿牌的机器人”，要么是难以适应社会的“玻璃人”，有的甚至成为酗酒滋事、打架斗殴的“次品”。

　　再者，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成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德、美、劳、体、艺等，成为学校教学的“附属品”，常常被各类文化课挤占，沦落到了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于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是“高学历低技能”或“高分数低素质”的“考试机器”。

　　然而，中国的竞技体育与应试教育，之所以会成为同一家“工厂”的两个不同的生产车间，专门生产“拿牌机器”和“考试机器”，缘于有关部门偏执的政绩观，以及极强的功利思维。因此，外国媒体的“挑畔”，给中国的竞技体育和应试教育上了一课，值得有关部门警醒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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