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外交而言，2011年既是因应西亚北非大变局之年，也是高调全面“重返”亚太之年。后者是体现从全局出发、面向未来、深思熟虑的战略性调整。用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的话来说，就是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走向终结、在阿富汗开始逐步撤军，亚太地区成为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

　　今年11月，美国在夏威夷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奥巴马总统随后出访澳大利亚并前往印尼出席东亚峰会，成为参加东亚峰会的首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之行中高调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将“留驻”亚太，通过“坚持核心原则”和与盟友及伙伴的紧密合作，在“塑造”亚太地区未来中发挥“更大、长远的作用”。

　　亚太地区的人口、市场、经济实力和潜力，以及中国、印度、印尼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各种国际热点问题等，令美国判定21世纪最大的“机遇与挑战”都在亚太，亚太地区对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至关重要。克林顿提出美国施行“前沿部署”外交，即派遣各种“外交资源”到亚太地区每一个国家，而“六条关键的行动线路”则为“强化双边安全同盟、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参与地区多边机构、拓展贸易和投资、推进广泛的军事存在、增进民主和人权”。在政治层面，美国全面加强与老盟友、新伙伴的关系，积极参与区内各种多边机构，克林顿12月初还历史性地对缅甸进行了“破冰之旅”。在经济层面，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要在亚太打造一个“高质量和具有约束力”的经贸框架。在军事层面，美国寻求在亚太的军事部署“更广泛、更灵活、更持久”，加强在东南亚、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并通过培训与演习来增强其盟友及伙伴国的军事能力。以“大西洋网络”为模本，美国正试图在亚太构建一个符合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的、包含各种伙伴关系与机构的“太平洋网络”。

　　在美国“战略东移”的背后，中国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之一。在美国国内，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的凝滞和中国经济政治影响力的日增，对中国崛起的疑惧感与防范心态正在弥漫。虽然奥巴马在亚太行中强调美国将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包括寻求两军之间更多的沟通，以增进理解、避免误判，但他同时强调所谓“坚持国际规范的重要性”。

　　《纽约时报》日前刊文认为，“奥巴马政府一直是炮舰外交的积极践行者，炮舰外交是指通过展示海军力量来达到外交政策目标”；奥巴马政府加强与老盟友如日本、韩国，新伙伴如印度等的关系，“其目标就是集结起一个抗衡中国日益增长力量的联盟，尽管（美国）政府官员不愿公开表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撰文称，美国在“赌”中国会和平崛起，但鉴于谁也无法预知未来，因而采取谨慎的对冲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