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寇离间阴谋_新闻台

　　1987年日本驻华战友会（侵华日军战后组织）编印的《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文集》，刊载了一份29军军长宋哲元于1937年7月28日签发的“作战命令”，随即被选入《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和郭汝瑰主编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后又不断被引用和传抄。有人据此得出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主动让出帅位，并令张自忠“对敌行持久战”之结论。

　　天津师大李惠兰教授等通过充分考证，认为“7月28日作战命令”是一个赝品。其所以被不断引用，是因为某些学者有所不知，宋哲元在“七七事变”一周后即1937年7月16日，曾签发过一个作战命令，并呈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备案。该命令后来刊载于1986年由台湾学者秦孝仪主编的《卢沟桥事变史料》之中（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内容与12天后的“命令”大相径庭。

　　将两个命令进行比较，发现“7月28日命令”不但内容令人费解，且行文格式不合规范。比如前者具体注明了命令发布者的名字和战略目的：“陆军第二十九军为确保北平，及迅速扑灭卢沟桥、丰台之敌下达作战命令”；而后者开头却只有命令、月、日字样，空白处用毛笔注明“七廿八上午前十时”，签名却用硬笔。将该“命令”上的图章与宋哲元之子所珍藏的宋之公务用章及签名进行比对，发现都是假的。另外，7月16日宋所签发的命令注明为“战字第一号令”，而后者却无序号。可见，那位编造者不知宋哲元在此前曾发布过一个作战命令。

　　为应对各方质疑，“抗战纪念馆”权威人士曾在《军事历史》第三期上著文说：“作战命令保存于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混成旅团司令部陆军军曹津久井广（勤务兵）手中。津久井广当时跟随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与驻通州的二十九军一部作战，他在作战过程中，从一名战死的二十九军将校中的背囊中搜寻到的。”他还以日本安井教授的回信证明7月28日“作战命令”的存在。可是，据权威史料记载，当年7月27日，29军付鸿恩营长曾与日军发生冲突，但很快率部撤回南苑。转天双方在通州并无战事，不知 “战死的二十九军将校”和“命令”从何而来？更何况日军军纪极严，若勤务兵真的缴获了敌军作战命令，怎敢不上缴并保留50年呢？这显然有悖常理。

　　据此可认为：“7月28日命令”不是出自29军军部，极可能是由津久“缴获”文件之处通州特务机关所为，意在挑起29军内讧，扩大华北事态。当时的通州，为汉奸殷汝耕领衔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首府”，但所属22个县的官员皆由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任命。只因一天前，宋哲元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并积极组织抗战，该“命令”的离间阴谋已无法实现，遂成为勤务兵手中的“错票”，已无上缴之必要。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7月28日命令”在中日双方档案、文献电报和回忆录中都无所寻，仅凭一个老兵的留存与叙述，就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史料反复引用，实在是件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