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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7月3日,广州39个政府部门公布“三公”账本。其中,广州城管局“见识最广”,一年内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考察学习。该局2010年共20人出国,平均费用达到5.7万元每人次。(7月4日《南方日报》)
毋庸置疑,既然是广州39个政府部门公布“三公”账本,那新闻中广州城管局考察九国99.9%属公款出差之列。在当前城管社会形象普遍不佳的情况下,广州城管局花费公款一年内远赴多个国家,究竟是学习考察外国城市管理经验?还是打着幌子公费出国旅游?难免让公众心中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城管出国考察并非坏事,可学习国外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但城管是我国独具特色的行政单位,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机构里面,都没有所谓的城管编制序列,实在让人想不明白:他们到国外究竟想学什么?外国没有想对应的管理部门如何考察?
公款出国游是公款消费中的顽疾,已是多年来的常见现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治理公款旅游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中,公务人员假考察、开会之名,公款旅游仍是禁而不止,如果不是网友意外捡到旅行社遗失的出国考察清单,那些冠冕堂皇的公款“考察”根本不会曝光。公款旅游只见油门不见刹车,主要原因在于先行的监督管理未打到公款旅游的七寸。其实,以往问责公款旅游罚酒三杯的例子屡见不鲜: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因公款旅游被曝光,不出两月当选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公款旅游成本如此低廉,官员如何不去看望“南斯拉夫奶牛”?由此看来,广州城管考察九国也避免不了公款出国游之嫌。
对公款出国游依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现状,我们不能满仅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修修补补,而应当站在全局的角度,用新的眼光重新检视,并进行一揽子的制度设计。这不仅有利于节约修补制度的成本,更有利于制度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发挥整体作用,避免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对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公款出国游作出具体规定,就可以把一些无正当理由出国者排除在外,想公款出国游者就得颇费一番思量。再比如,对公款出国归来者要真问成果,而不是谈谈风土人情即糊弄过关,就不仅可以把想出国游者挡在门外,更可以提高公款出国的质量。
广州城管能堂而皇之地周游九国,这不仅有体制的原因,也有管理的漏洞。总之,治理公款出国游不仅要加强制度完善,也要强化法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有弹性,也不可柔性,只能刚性,且强调只有“刚需”才能出国,这样能做到吗?
稿源:荆楚网
(来源: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