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见证闻一多重大转折：走向中西结合治学之路_新闻台

　　□许亚洲

　　距今80多年前，闻一多曾经在南京当过1年多的大学老师。这段时间虽然不长，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却很深，还见证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5年，在美国深造的闻一多回到了祖国怀抱。他先后到北京、上海、武汉任职。1927年，他一度短暂地在南京土地局工作，之后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歌、戏剧、散文。

　　当时闻一多和家人住在南京。他的学生陈梦家这样描绘他：“身材宽阔而不很高，穿着深色的长袍，扎了裤脚，穿了一双北京的黑色老头乐棉鞋。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厚厚的嘴唇，衬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他给人的印象是浓重而又和蔼的。”很难相信，这样有些土气的人竟是喝过3年洋墨水又以浪漫情调知名的新诗人。

　　作为老师，闻一多对学生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他连续为学生费鉴照指导、修改了9篇论文，提供资料，还“破戒”为之写序言，费感激地在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老师闻一多先生。”他的高足陈梦家后来和闻一多一样，成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并对“新月派”南京青年诗人群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影响。

　　在南京期间，闻一多发表了诗作《回来》、译作《白朗宁夫人的情诗》等作品，还出版了自编的最后一部诗集《死水》。《死水》是这位爱国诗人在留美期间和第一次大革命前后的思想感情的真诚自白，也是艺术形式成熟的“新格律诗”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而在此之后，闻一多在创作的旺盛期急流勇退，放下时髦的外国文学研究，改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是因为当时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争论不休，当时南京的学风也暮气沉沉，某些泥古的“国学大师”鄙视新文化，甚至对新文学作家进行人身攻击。闻一多则认为，中国文化胜过西方，但在整理、研究上要革故鼎新。他觉得旧学究们的“看家本领”并非高不可攀，还痛心国外某些一知半解却自以为是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曲解，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决心走中西结合的治学之路。

　　1928年8月，他的第一篇研究中国古代作家的论文《杜甫》问世了。从此，他找到了弘扬民族文化这一精神归宿，成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大师。

　　闻一多系统研究了《诗经》、《楚辞》、《周易》、《庄子》等先秦典籍，还研究了唐诗及其代表诗人等。他综合运用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和现代的人类学、民俗学等，对中国上古神话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闻一多还考证出吃粽子的最早含义：在龙图腾祭的五月五日，上古吴越人(包括当时的南京人)将食物装入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扔到水里献给龙，一面自己吃，还敲着急鼓，划着龙形独木舟竞渡江河，以祈求龙图腾神的保佑。

　　这年秋后，闻一多离开南京，去武汉任教。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