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媒体一转身,问责便失灵?_新闻台

　　去年3月，中青报刊发《4条人命背后的大规模盗采》等一组报道，披露河北武安矿山镇发生矿难，导致4人死亡。一年多后，记者再度回访发现，不仅矿难直接责任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连受害人家属的合理诉求也被置之不理。（6月8日《中国青年报》）

　　时事更新的节奏越来越快，今天的热点很快就被明天的新热点所淹没。热点之下也许看不到真相，而热点过后、记者离去、媒体遗忘的时候，真正的治理生态才会展现出来。感谢记者的回访，让我们看到了矿难热点过后一个地方真正的治理生态。

　　记得媒体披露了武安矿难之后，当地官方摆出一副非常重视舆论监督的姿态，又要彻底调查，又要严肃查处，并发布报告称“经查，这是一起涉嫌盗窃国家资源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苗金河等4人已被立案侦查”。在媒体聚光灯下的表态，可能带着浓厚的表演性，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

　　听过不少所谓的“媒体和危机应对专家”给地方政府的讲课，众多策略中就有一条是“迅速反应平息危机”。这种“舆论应对术”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对付媒体，如何平息舆论和躲过热点，这招应对术抓住了媒体的软肋：很容易在热点的转换中被转移焦点，一个新闻热点的持续周期不超过3天，如果3天内无新的新闻点，政府部门如能通过公关迅速平息，找不到新的报道点的媒体很快就会“散去”追逐新的事件。

　　显然，武安官方是深谙此道的。以“迅速的回应”巧妙地平息了舆论质疑，等媒体散尽的时候，一切又回到原先的治理生态之中。一条潜规则是：先把媒体哄走了，过后啥都好说。

　　这便是我们问责制的悲哀。中国的官员问责制正不断规范和完善，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责很多时候并非制度内在自动的驱动，而是过度依赖“媒治”，即媒体外在的监督所驱动的，不是事故一发生，制度就会以自身的逻辑运转起来，调查、追究、严惩等等，而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问责运转起来，这是一种假性的运转。这种依赖舆论驱动的结果是：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才会迫于民意启动问责制，才会想到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待——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很小，问责程序很难正常运转起来。或者是，媒体关注时，会有问责，一旦远离了媒体关注，制度便失灵。

　　以往的新闻中，多见的是“带病复出”，先在舆论压力下处理几个官员，等媒体不关注的时候，择机复出；可武安矿难之后，甚至连处理都免了，躲过了热点，直接责任人仍然逍遥法外，更将失灵的制度暴露得淋漓尽致。

　　这不是简单地“欺瞒”媒体，问责制到底为何难以启动？阻力在哪？谁是保护伞，这个利益链上有哪些人？可能，这才是问责制失灵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