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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汪长纬同志的《公务“零招待”不要止于村级》,我是赞同的。“三十六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太说不过去,此风不可长。
浙江新昌县实行干部下基层一律不管饭,既是推出一个新事物,也是恢复一个老传统。事情正如长纬文章说的,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那时节“就农村而言,下乡干部要么自带干粮,最多向农民要口水喝;要么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吃完了交钱交粮票。”
这有何不好呢?沈者寿写了一篇回忆杭州市委的老书记王平夷的文章,讲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平夷下去调研,每一次都在基层食堂同秘书、司机一起用餐,粗茶淡饭,“不让县委书记作陪。而且饭后一定会付足粮票和钞票。”他的赞美,饶有意味:“那时候的领导用餐,就是这么的简单、清静而又卫生,就是这样的省时、省钱又省精力。”
吃饭付钱,等价交换。不止吃饭付钱,住宿、乘车、购土产都得付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条社会经济的原理本来浅显不过。身为官员,你做了工作,国家给了你工资待遇,还不够?你要购买什么商品或服务,当然就得请你自掏腰包,就跟任何公民一样。即使你到管辖之下的县里乡里村里去,也毫无例外——须知那里的百姓可是你务必恭谨服务的主人,岂是你得以随意盘剥的对象!
不是说“零容忍”吗?就是要对所有违规违纪的腐败习气都不容忍。党纪国法三令五申,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那么,举目四望,所有对于上级官员的免费招待,所有这些看似灯红酒绿实乃民脂民膏的公款宴请,正在不可容忍之列。
香港廉署官员阐述“零容忍”理念,强调“就是要零度容忍,一元钱也不接受”。这是深刻的。即使低价值的宴请、礼品,我看也一样免了为妥。因为,所有政府机关的官员,既然都是受托于公众,听命于公众,就容不得任何违背经由公众意愿制定的法纪规章之举,即使那些小小的奢靡之风、腐败之习。还因为,看待小与大,要学点辩证法。贪欲如火,不遏则燎原。小礼金、小馈赠、小猫腻,诸如此类,都是“小”会变大的。所以,唐代的陆贽就不接受他人所谓无妨笑纳部下小礼物,“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的劝告,他说得大义凛然:“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是呵,运动皆有惯性,一变二,二变三,扩大开去就麻烦不尽了。
还要强调一点,让“零招待”蔚然成风,需要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也需要所有相关者无私监督。在吕型伟的回忆录中,言及1963年教育部长杨秀峰到上海开会并考察工作。会后市委分管教育的杨西光宴请杨部长一次,菜肴平常,所费无多。但事后吕型伟到教育局财务处报销,却碰了钉子,会计张琪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得请参加宴会的上海同志自费分摊了结。
管你领导“会不会有看法”,我只管严守规章制度,这位会计真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