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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 郑彪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近年来致力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张创建中国版地缘政治学。他认为，对西方“文明冲突”理论的地缘政治目的缺乏警惕，理论上缺乏认识，实践上应对不力，是发展中国家诸多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书截稿于2011年6月，大半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很快，验证了本书的基本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环境下，改善中美关系成为尼克松政府对苏政策的关键因素。
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们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
基于这些原因，中美对话初期阶段主要集中在协调观念与基本方法上。毛泽东、周恩来与日后的邓小平，都不简单。毛泽东是有远见的、冷静的革命领袖；周恩来是高傲、有魅力、干练的行政主管；邓小平则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这三个人反映出的是古老中国经验的精华，能够分辨何者应该坚持，何时应权变。
他们的谈判作风与苏联领导人大异其趣。苏联的外交官几乎绝口不谈观念问题，他们的战术是，选定莫斯科当下关切的一个问题，纠缠不休，旨在令对手疲乏而不是被说服，而获致一项决议。苏联谈判代表的坚持与死硬，强调苏共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反映出其纪律严酷，也透露出苏联政治的内部张力，把政策变成累死人的零售叫卖，葛罗米柯就是这一派人士的典型。
中国领导人代表着在感情上远为安全的社会。他们比较不在意计较小地方，而着重建立信心。
我在和周恩来起草上海公报时，一度建议拿掉中方版本中一句话，换上美方版本，可又担心周恩来可能反对它。他说：“这样子谈不出结果的。如果你能说服我，为什么我们的字句不妥，我就听你的。”
周恩来的态度里不是出于抽象地表示善意，而是因为他确实把握住长期的优先秩序。
1972年2月，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替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提供蓝图。上海公报有个破天荒的特征：它有一半以上是双方各自表述在意识形态、国际事务、越南和台湾问题上面的不同观点。奇妙的是，双方见解不一的部分却给双方有同感的主题，赋予重要意义。
上海公报及促成公报之外交折中，夸大一点来说，使得尼克松政府能够建立崭新的和平架构。美国一公布对中国开放，国际关系的模式就起了戏剧性大变化。日后，西方国家常称美国的对华关系是“打中国牌”，仿佛中国领导人之政策，可以在华府设计似的。事实上，“中国牌”从来不曾打过，也不存在。美国政策的作用是，建立一个架构，在国家利益相合时能够彼此支持。
（文/基辛格，摘编自《大外交》）
文字整理：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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