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正面报道的“负面效应”_新闻台

　　近日，南都记者得到一份大亚湾区政府于本月11日印发的内部文件，大致内容是，为了鼓励媒体记者、全区通讯员对大亚湾区建设的成绩成就的正面报道，设立奖金重奖媒体记者和通讯员。其中中央级媒体每篇报道最高奖一万元，而市级媒体最低可得100元。(4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报道大亚湾区重奖正面报道的新闻，记者会拿到多少奖金？这也算帮你“正面宣传”，并且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与评论跟进。如果笔者这篇拙作能够见报，是否也可以拿到奖金？这样一想，心里乐开了花。在低稿费的背景下，能够拿到政府部门的奖金，可谓“天上掉馅饼”。其实，类似于奖励正面报道在不少地方都有，奖金或多或少。说句存私心的话，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与时评写手，自己的劳动价值与劳动报酬，很多时候与稿费不成正比，政府适当给予补贴未尝不可，但如此重奖正面报道恐有“负面效应”。

　　重奖正面报道，有“花钱买宣传、买报道”之嫌。“为奖励而写稿”可能成为记者及通讯员的动力。有动力当然没多大问题，就怕成为“劣动力”，将记者的责任与良知染上铜臭，为三斗米折腰，被孔方兄俘虏。如果“新闻眼”只看到好的一面，或者说，眼一只眼看到“正面”，闭一只眼看不见“负面”，一味歌功颂德，甚至于无中生有、添油加醋、粉饰太平，如此一来，媒体的监督功能就会弱化，虚假报道有可能盛行，记者或出现选择性失语和选择性谬赏。要知道，见证历史、记录时代、揭示真相、传播希望……这些都是记者的职责，一个也不能少。

　　再说严重点，重奖正面报道或有“封口费”变种之嫌。有一幕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永远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2008年9月25日晚，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在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一次惊险的拍摄，留下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类似的行为与现象并非煤矿“专利”。有的地方采取“封口费”等途径试图让媒体“闭口”，也有的媒体拿了好处就“手短”，甚至伸手要“好处费”。

　　地方政府重视宣传报道工作，就应该正确对待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关系，甚至对舆论监督要“高看一等”“厚待一分”。平心而论，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并且在接受监督上表现出“制度诚意”。“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从新闻媒体的职能与功能来看，新闻媒体是民众知情权的重要载体与途径，是舆论监督的主阵地，是传播正义、弘扬正气的舆论工具。重奖正面报道，释放出对负面报道与舆论监督“软抵触”的心态，要不得，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