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城管扩权背后的病态管理美学_新闻台

　　近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修订草案）》。草案一大亮点是赋予城管部门现场查封权。草案规定，城管执法机关发现在建违法建设的，应当责令立即停止建设；拒不停止建设或者拒不自行拆除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依法查封施工现场。

　　赋予广州城管现场查封权，一样会令城管部门陷入争议的泥沼。很显然，赋予城管现场查封权绕不开两个问题：其一，扩权有无听证、征求意见的环节？其扩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其二，城管部门能否当此重任？要知道，现场查封行动容易发生冲突。

　　所以，可以预见的事实是，让城管拥有现场查封权，既师出“暧昧”，又极有可能令城管形象进一步污名化。不过，较之未来的结果，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政府对城管的“扩权冲动”。近年来，因为城管部门合法性不够、性质晦暗，以及职责范围无边界的弊端日益显现，呼吁对其限权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广州市政府为何反社会意见而行之？在我看来，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管理美学心态。

　　广州的城市治理当然面临着难以估量的压力，不过倾斜性长期地把管理执法权让度给城管部门，就只能说明，在广州

　　更高级别的城市治理者看来，一切的城市问题都只是管理问题。所以，为了实现管理上的美学秩序与整齐划一，伴随着城市化的加剧趋势，当地政府对城管无限扩权，让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到本是单一管理的社会事务中来。可问题在于，这种治理充其量只是游离于表层的。

　　不错，让数量众多的城管执法人员参与到对违法建筑的拆除中来，会加速实现城市秩序美学。问题是，它根本无法消除城市违法建筑产生的土壤。城市违法建筑因何而生？它其实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一方面，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他们一时又无法在城市购房，自然只能搭建种种临时的栖身之处；另一方面，小产权房历史遗留问题留存，且一直未得到明确解决。显然，要让城市中的违法建筑消失，还需要在福利升级和政策限定方面发力。

　　城市的管理者要更好地管理城市，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致力于提供城市良性秩序形成和稳固的底座式条件，而不是这个秩序本身。太多的权利赋予，只会让城管这支“妾身未明”的队伍，距离秩序维护者的形象越来越远。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扩权城管”的管理方式，必须被更有内涵与所指的路径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