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因“局长救人被诬陷”缩回救助之手_新闻台

　　叶祝颐(武汉)

　　1月12日，广东省东莞男子蒋某军被一辆面包车撞伤，不省人事，肇事司机逃逸。东莞市凤岗公安分局局长罗建军下班路过事发现场，指挥同行民警救人并处置事故。围观者与伤者妻子张某兰赶到现场后指责罗建军是肇事者。在罗建军亲自督办下，警方16小时抓获肇事者，张某兰称对误会感到十分懊悔。因伤者无力承担医疗费，4月10日，凤岗公安分局民警们发起捐款，共募集爱心善款3万余元。

　　公安局局长路遇车祸，马上停车救人，避免了小悦悦之类的二次碾压悲剧重演；局长积极与医院沟通，为伤者开辟救治绿色通道，为救治伤者赢得宝贵时间；被围观者与伤者家属指责为肇事者，局长指挥破案，抓获肇事者；肇事者与伤者无力承担医疗费，局长不计前嫌组织民警捐款，以解伤者燃眉之急。如此大爱镜头令人感动，公安局局长的救人行为难能可贵。事情真相大白之后，伤者家属也向局长表达了歉意。

　　但是，公安局局长救人被指责为肇事者的救人插曲令人难以释怀。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沉重行善语境值得反思。试想：如果被指责为肇事者的不是公安局局长，如果公安局局长没有几名同事作证，如果案件没有侦破，肇事者没有找到，结果又将如何呢？如果好心救人被倒打一耙的事情多了，还有多少人能够坦然见义勇为？

　　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见义不为、各扫门前雪的人确实存在，但这种人毕竟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更不等于大家都认同这种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应被提倡，还应受到谴责。中国有句老话，救人如救火。看见伤者倒地，你忍心不伸出援手吗？如果大家宁可冷漠围观，都不出手相救，自己伤害他人的嫌疑似乎不存在了，但是人的道德底线与社会道德风尚体现在哪里？

　　虽然个人的道德帮扶力量不足以走出“好人被讹诈”的阴影，也改变不了舆论取向。公安局局长救人被误解带有几分悲壮色彩。但是我们不必渲染“如果不是公安局局长救人”的行善悲情。我们都有义务坚守道德底线，建好自己的灵魂家园。只有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当然，要激活更多人的向善之心，不能依靠公布彭宇案的真相，也不能依靠救人局长依靠自己的特殊身份自证清白，还需思考如何搭建人际信任平台，人与人之间建立基本的信任感，化解“好心没好报”的现实尴尬。对此，除了道德舆论层面的呼吁以外，我觉得深圳市此前奖励救人少年的举动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道德标杆。如果“行善有奖”的物质激励、精神鼓励和“讹诈有罚”的法律惩处变成法律制度常态，或许是留住滑坡道德，搭建人际信任平台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