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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羽球世界冠军黄穗近日重新回到人们视野，在澳大利亚羽毛球黄金赛中，这位31岁的体育名将代表澳大利亚队出战。黄穗被指在2008年年底失踪，媒体称其或已经入籍澳大利亚。而就在她退役之前，湖南省羽管中心已为她提供了副主任(副处级)一职，并且3年以来，一直按运动员身份发放工资。
这3年的工资都取之于纳税人，不管纳税人同不同意，这笔钱已如泼水难收。直到黄穗赫然出现在他国赛场上，经过媒体的披露，公众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黄穗事件发生后，新华社曾发表文章剖析，题为“黄穗为何能领空饷，体育用人制度落后世界”，堪称一针见血。而细究落后的缘故，应该是体育的特殊化和随之而来的运动员管理的特殊化。
因为体育的特殊化，所以当黄穗还是一名在役运动员时，相关方面就能以“让其安心训练”为理由，堂而皇之给她一个副处级的职位。类似安排十分常见，而纵览中国体坛，“赛而优则仕”更几乎已成固定模式，似乎非给一个官位才能体现对退役运动员的关心一样。没人否认体育名将们付出过很多心力、曾经为国争光的事实，但在他们已经因此得到荣誉和丰厚物质报酬的同时，如果再以官位作为报酬，不仅对那些同样付出过很多心力但没有取得优秀成绩的普通运动员不公平，更重要的是，拿出职位安置运动员的不论是公务员机构还是事业单位，想必都有起码的进人和用人制度，制度的刚性何在？
在其他人身上绝对不正常的事情到了体育名将这里突然就正常了，难怪新华社的文章中要发出质疑：难道运动明星在工作单位中真的应该享受“特权”么？
越过黄穗事件，则不得不反思体育在中国社会中的合适位置。体育的特殊化一度起到了良好作用，但不必讳言，其负面影响也日趋显现，黄穗事件不过是这种负面影响的一次集中暴露。体育是到了终结特殊化，和其他行业一样迈进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时候了。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4月13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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