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管贪腐说治腐之道_新闻台

　　行政高官贪腐，已成为“千夫所指”；同样应该为国人共诛的，是企业高管的贪腐。

　　近日发布的“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在199件案件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涉案88件，他们犯罪金额巨大，在56例初步查明或判决确认的案值高达19、9亿元，每案均值3380万元，其中一审被判死缓的光明集团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人就贪污7、9亿元，令人震惊。

　　企业家犯罪近些年来“与时俱进”，有增无减。2009年中国可统计的落马企业家有95位，2010年上升到155位，2011年则突破了200位，其中不少是矿产、电力、石油和金融证券业的大型国企高管。

　　国企高管是高收入人群，根本“不差钱”。他们有天价年薪，有垄断福利，有公款消费，似乎没有必要再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伸出黑手去挖国家的墙脚。实际上，“欲壑难填”。贪腐不是出自生存的需要，而是源于贪婪的恶性膨胀。在现行体制下，国企高管具有特殊的“亦商亦官”的双重身份，手中握有重权，既直接掌握着大量国有资产，又拥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如果缺少有效的制约监管，很容易借助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的化公为私，将国有财产据为已有，其歛财的便捷甚至优于官员。国企既然存在着权力寻租的巨大黑洞，对贪婪的高管来说，那真是“不贪白不贪，贪就贪个够”，以至出现了贪污近8亿元这样的天文数字。

　　有句话很深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差钱”的高管所以还会墜入贪腐泥坑，就因为他们拥有不受制约或少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首先要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离，内部要有一个严密的制衡机制。可如今不少国企的“三会”都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而是由“一把手”将众权集于一身，这就为一些高管独断独行、胡作非为、贪污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明确指出，当前，大部分国有企业权力制衡机制不够健全，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还没有普遍建立，很多企业还是“一把手”体制，这是发生腐败问题的一个主因。而一些大型国企拥的很高的行政级别，也使地方政府难于从外面监管，形成国企高管犯罪现象的多发。

　　内外监管的缺失，造成“绝对的权力”，从而导致“绝对的腐败”。对症下药，治理贪腐就要为权力套上制约监督的笼头。近日，读了一本有关经济学的著作，作者认为，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打击权力腐败的。作者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在马克思过世之后，欧州通过进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败。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苏联没有遏制腐败，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对资本主义存活与苏联解体的原因，自然还可以有多方面的分析，但用提高民主和法治的办法来打击腐败，则是一副对症的“药”。讲民主，就是不能独断独行，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有能体现大众意愿的制度，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讲法治，就是要依法办事，依法约束权力，任何人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胡作非为。民主推进了，法治加强了，有导致“政亡人息”危险的贪腐，包括“千夫所指”、全国要共诛之的高管贪腐和高官贪腐，就都有望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