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先生”与吉野作造纪念馆_新闻台

　　位于日本宫城县大崎市古川福沼1丁目2番地3号的吉野作造纪念馆，是日本大正时期民本主义先驱者吉野作造的学术研究基地。吉野作造清末曾在天津担任过洋教习，被李大钊尊称为“吉野先生”。

　　吉野作造1878年出生在宫城县志田郡大柿村96番地(今大崎市古川十日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他1906年初由东大教授梅谦次郎推荐来天津谋职，起初担任了直隶总督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由于商定的报酬未能达成一致，他于1907年3月起改任北洋新建陆军督练处翻译官，并为军官讲授国际法课程。半年后，他被聘为北洋法政学堂的总教习。1909年初，吉野回国担任东大副教授，结束了在天津的3年教学经历。

　　李大钊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学堂，他曾经听过吉野的课。尽管吉野与其他日本教习讲课时，都得带着翻译，与学生交流不便，但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和进步立场，赢得了李大钊等许多同学的称赞。李大钊对吉野很敬重，1916年留日归国后，“每遇日本人来华，都要问吉野先生好”。

　　吉野1915年获博士学位后，任东大的法科大学教授。他热衷与中国、朝鲜等留学生交流、探讨。1918年，周恩来在报考东大前后，与共同留日的天津南开同学陈铁卿、刘东美两次拜访吉野，只可惜均擦肩而过。据周恩来《旅日日记》载:一次是6月21日，“往访吉野博士，未遇，归”；一次是7月5日，“与访吉野博士，未遇”。可见，中国留日学生当时对吉野是抱着崇敬心情的，且有去登门求教的机会。

　　吉野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五四运动爆发后，他通过与他保持书信交往、书刊交流的李大钊，表明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合作的意愿。他连续撰文驳斥对五四运动的各种污蔑，号召团结日中两国民众。他支持入狱的中国学生上诉，还邀请李大钊及北大学生访日交流。吉野在《致北京某君书》中希冀，“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

　　直到1923年底，李大钊回津参加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纪念日庆祝会发表讲演时，还进行过深情回忆，“当时有两位日本教员，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当教授。后来，两位归国都极力鼓吹平民主义，介绍民治思想，作民权运动，教导他们国民。日本国民很受他的恩泽。”

　　1924年吉野从东大辞职后，倾心学术研究，卒于1933年。他赢得了政治学者、思想家、明治文化研究家的称誉。他欢迎中国进步，希望日中友好，主张日本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建立新型日中关系，是军事扩张路线的批判者。

　　尽管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他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持也有很大局限性，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猖獗、民族沙文主义横行的情况下，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日本当局殖民侵略罪行，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公开说些公道话，确也难能可贵。

　　吉野作造纪念馆1995年初就开馆，展览内容丰富翔实，而且注重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引人深思。

　　吉野作造纪念馆西南的祥云阁是和式建筑群和传统茶室庭院，以南的荒雄公园是终日满园花见客的樱花赏景地。每年4月，450棵樱花同时绽放，令人目不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