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杀医案”不能只多装几个摄像头_新闻台

　　逸川夫

　　3月27日,针对“哈医大附一院医生被残杀”事件,卫生部指出要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要求对医疗机构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合理调配保安力量,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得到保护。3月23日,该院一名未成年患者李某,持刀砍死27岁实习医生王浩。目前,凶手李某已被抓获(3月28日《京华时报》)。

　　权威管理部门跟进表态,虽然很有必要,也属题中之义,但我以为,这样的表态还只是停留在要保证医生安全的浅层面上,略显情绪化,尚未抵达问题之本,甚至不像是真正意义的深刻反思。

　　几个月前还在父亲面前炫耀着一身白大褂如何帅气的王浩,如今却与父亲阴阳两隔,再也不能坐诊为病人疗伤。可以说,王浩用年轻的生命为仍存缺漏的相关医卫体制付出了代价,而相关部门仅仅想到要多装几个摄像头?这岂不让人心寒!

　　我们该深度反思了,医患和谐关系缘何构建得如此艰难,难点究竟在哪儿?是什么让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成为这么多人心中的“灰影”?这难道只能怪医护人员吗?恐非如此吧。面对血淋淋的惨剧,按理说,公众理当把鞭子挥向罪恶的杀人凶手,但在一项网络调查中,竟有六成民众对“杀医案心生高兴”。这样的“高兴”,当然不仅仅是继续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的惊悚,更让广大民众心生忧惧。显然,追问这样的尴尬调查结果因何而生的根由,比情绪化表达一下“严打杀医凶顽”要紧迫和重要得多。

　　再说直白点儿,是王浩为当前医者“为钱所困”悲情埋单。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内科专家刘琼芳,她70岁已退休,仍受聘工作在医疗一线。她从医56年,身患3种癌症、4次接受手术,从未开过一张大处方,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纠纷和事故。为何像她这样的医生较少,原因粗略一想,似乎很复杂,其实不然。根源还是我们的医卫制度的设置不利于“刘琼芳们”大量诞生。良心医生的出现,更多的是靠他们自身良好的医德铸就。医卫土壤里,由于体制本身的欠缺,导致“功利因子”不断蔓延,让很多医生身不由己、开药捞钱。

　　有人将刘琼芳等良心医生的出现说成是“孤独的行吟者”,难以形成鲶鱼效应,这并不过分。当前,虽然我国执业医师法中对医生故意开“大处方”早有禁令,医生收医药回扣行为可面临吊销医生执业证书的严处；“两高”给“医生回扣”进行了法律定性:医生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但真正兑现惩处措施的极为鲜见。比如,彻底斩断医生与药品之间存在的利益链条,一直停留在呼吁层面,总在一些地方“试点”没完。

　　制度上面欲说还休,医生往往就欲罢不能。所以,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病灶仍然出在制度本身。一个医生收药品红包我们可以说是医德问题,如此高频率的“染红”曝光镜头,就早该从我们的制度本身去查找原因了。要控制医生开贵药,就需强化相关环节的用药监管,让医生与药品彻底隔离,并跟进严厉的法律惩罚制度,让违法违规开药的医生必然受到严处。要做到这样,其实不难,关键是我们须有紧迫感,早下决心。如此,被钟南山院士直称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才会尽快得到扭转,这类滴血的“杀医案”才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