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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迎来它制定以来的第二次修正。修正案草案共110条，对刑诉法半数以上的条文进行了修改，是实实在在的一次“大修”。自2003年全国人大第二次启动修改计划，距今已整整十年，十年之辩，十年之争，甚或搁置，修法之难可想而知。
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它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息息相关，是与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关系最密切的一部法律。“保障人权”被写入刑诉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成为此次大修的精神主旨。
自1979年制定以来，我国的刑诉法只在1996年做过一次修改。而在首次修改的七八年后，民间就一直呼吁再次修改刑诉法。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法治与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刑诉法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近年来，呼声更加强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一系列案件，不仅凸显司法理念的滞后，更反映出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但刑诉法的重要性要求的“长期论证”和“小宪法”大修的紧迫性却很难兼顾。在保障人权、刑讯逼供、公民沉默权、管辖范围等诸多方面，立法部门、学者、律师、实务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争执不休。修法难――它不仅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权衡，也是权力与权力的博弈。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十年较量
这次“意义重大”的修法，经历的时间是漫长的。从2003年被纳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规划以来，刑诉法的第二次修改经历了整整10年。这是一次颇具代表性的“开门立法”的实践。立法部门不下十次召开研讨会，广泛征求学者、律师、实务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一部分意见。
这一次，由民间提交的修法建议稿一共四本，其中三本由学者完成，一本由律师完成。这也是我国律师首度以这种方式参与修法活动。
在《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过程中，四位学者代表和律师代表还原了历次修法讨论的过程。这当中，有面红耳赤的争吵，有消极的回避，有高层的调停，还有权衡利弊的妥协。
“分歧点很多。但分歧是很正常的，各个部门的需求、利益差别很大，任何一个国家立法都会存在这个问题。毕竟各方面的利益、关切都提出来了，争论、吵架本身就是好事。”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文昌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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