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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劳干早年毕业后，进入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傅斯年一直是他的上司，1949年，劳干去了台湾，仍在史语所任职，傅斯年因病去世后，他参加了傅斯年遗稿的整理工作，有一天，他在傅斯年留下的一本书中看到一张便条，是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便条的内容，是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劳干，劳干看了这张便条后，感慨万分，因为此前，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与陈寅恪交往多年，陈寅恪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如果不是这次偶然的发现，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寅恪曾经默默地帮助过自己，他因此对陈寅恪更加充满了敬意。
历史学家王永兴教授是陈寅恪的弟子，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在清华大学任讲师，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套“纪念文集”，有一天，王永兴教授查阅清华校史档案，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信的日期是1947年，是陈寅恪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信的内容，是希望梅校长为王永兴解决住房问题：“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王永兴拜读罢这封信后，“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从来没有向王永兴说过，后来，王永兴写了《种花留与后来人》一文，表达了对陈寅恪先生的感激之情。
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不求回报地暗中助人则更难能可贵，陈寅恪先生的两张便条，使其人格修为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也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诠释了“大师”两个字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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