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轶水

　　开春，田间地头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妇女、老人在挥汗劳作，儿童在旁边玩耍，或者时不时地帮点忙。这种画面反映出的是中国农村的现实，青壮年劳力集体离开农村，奔向城市，过着打工生活。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只好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杂牌军”来承担，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普遍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与技能。

　　“无人种地”的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联谊会理事会会长师昌绪为代表的15位两院院士联名向中央决策层提交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尤为令人瞩目。院士们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愿种地的境地。

　　两院院士忧“人口大国无人种地”，是对我国经济战略安全，尤其是对粮食战略安全的高层思考。这种“无人种地”的背后，关键原因恐怕还在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无法实现财富的集聚。

　　“三农”问题，至今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破解“三农”问题之所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更多在于传统的耕作技术和过分分散的经营规模。目前中国的农业，基本上仍是数千年来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由于“规模小”而“分散经营”，虽然国家投入大量惠农资金，分配到每家每户，也难以摆脱“撒胡椒面”的模式。

　　其实，说起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巢湖市槐林镇就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当初，这个镇曾采取市场化的动作，鼓励一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将承包地租借给“种养大户”从事大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这一探索曾得到安徽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农业部的肯定。然而，20多年过去了，集约化经营，依旧是进入现代农业时必须跨越的门槛。

　　固然，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有一个“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不宜拖得太久。而“规模化经营”的加速，关键是“看不见的手”应加强市场的引导。具体说来，对待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各地政府应该在“农民变市民”方面多下点硬功夫，特别是医疗、养老、住房和子女上学等方面，不再将其当成“二等公民”，并使之再无“后顾之忧”，让他们自觉自愿地放弃农村的承包田；再者，对于现在仍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国家应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承包地租借给种养大户。这中间，国家的“惠农补贴”也应该相应“调结构”，真正做到谁种地，谁得补贴。

　　其实，破解“无人种地”之忧，道理并不复杂。只要能实现规模化经营，辅之以“政府补贴”，实现从“土里刨食”到“土里淘金”的转变，让农业具备真正的财富集聚效应，就不愁“没人种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