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针对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予以批转。意见指出,要深入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提出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

　　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早在1998年,国家便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公车改革试点工作,开始了“车改”的漫漫征程。2011年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和《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接连出台,各种规定办法连篇累牍,但似乎都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近年来部分中央部委公布的“三公消费”数字中不难看出,公车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仍旧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种开支。每年全国公车支出的费用,超过了2000亿元。这庞大的数字,不仅给民众带来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背后隐现的种种腐败乱象,更引得社会各界物议不断。

　　公车改革为何如此难?个中缘由千头万绪,但从争议的焦点来分析,足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目前,民众对于公车的意见,集中在运营成本高、使用效率低、私用现象严重等几个方面。在某些人眼中,公车绝不仅仅是一辆车的问题,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特殊标签。即便各种规定写得雷厉风行,但具体推行下去,往往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不见波澜。更有甚者,巧立名目跟规定打起了“太极”,比如以工作需求之名,采购豪华越野车当做“工程用车”等等。

　　过往的经验已经证明,仅仅利用行政力量,让已经享受惯了公车福利的群体自行改革,换来的必然还是阳奉阴违的结果。要想让公务用车改革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引入法制手段,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只有把公车的使用置于制度监管和舆论监督之下,让一些公车私用、揩油渔利的人丢掉前程,才能真正有力地打击腐败,推进公车改革。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由国管局、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等实权部门参与,足见中央推动公车改革的决心之大。但“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的说法,又让人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毕竟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触动既得利益的措施,而非含混其词的表态。面对积重难返的现实,总是摆出“谋定后动”的姿态,只会让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面对热切盼望的民意,又做出“徐图大计”的姿态,更难以让民众寄予厚望。实际上,公车改革缺的不是规章意见,也不是时机策略,而是决心和力度。如果对于现状总是坐等“适时”,很可能会贻误改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