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安，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游天下

　　第二届核安全峰会近期将在韩国首尔召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家都熟知，但是其实基本上都没见过，更不能相见的概念，那就是核。但是这个概念的形成，却与20世纪人类的悲剧紧密相连。

　　从传统意义上说，核不扩散原来有三个主要的支柱，分别是核裁军、核材料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从2010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形成了共识，核不扩散的第四个支柱是核安全。前三个支柱其实离普通人很远，第四个支柱则更加接近。所谓核安全，基本上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反对核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是核材料的运送和储存安全。

　　现在来看，核安全的两个主要方面，都开始产生具体的威胁。英美国家一直认为，目前世界上总有几个恐怖主义组织长期尝试获取核材料，制造“脏弹”袭击平民，并且一度认为核恐怖主义是目前西方世界最大威胁。而核材料的运送储存安全，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成为一个科学普及问题。几乎所有生活在核电站附近的人们，多多少少都会担心事故的安全。

　　因此，核安全从提出，到形成共识，经历的时间远远短于核裁军。但是核安全的概念形成得快，解决却很难。因为在大多数国家，核技术属于最高机密，核安全更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如果不向IAEA报备，世界甚至都很难知道核事故的发生。在这种背景下，核安全峰会也容易成为少数国家“求仁求爱”的机会。原本不属于核安全的伊朗铀浓缩问题，朝鲜射星问题，也容易成为少数国家希望塞进核安全峰会的议题。

　　让核安全回到更多共识中，这是目前全球主要核国家、核门槛国家的重要任务。1946年，联合国第一届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其实讨论的就是核问题，20世纪后半叶，围绕国际政治的最主要话题，也是核问题。尽管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定义了世界上只有5个核国家，但是今天无论有核技术、拥核或者潜在核国家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这种对核的安全心理依赖，已经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看过《谍中谍4》的人都知道，这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大片，仍然围绕着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担心的问题――核安全。这部大片的英文名字叫做《mission impossible》，但是对于核安全这个议题来说，尽管任务再不可能，全世界也需要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