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毛建国

　　3月19日召开的第13次全国民政会议明确提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这一新提法,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3月20日《新京报》)

　　一直以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扮演着“主角”,对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诸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政府服务欠缺”现象,即一些公共服务缺位,还有一些公共服务“价高质次”。适当下放“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益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到最需要提升的公共服务上来,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也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然,公共服务“下放”只能是“部分下放”,不可能是“全部下放”；同时,“下放”只是手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才是目的。公共服务下放之后怎么办,我们更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在哪些方面寻求突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课题。

　　部分公共服务下放,绝不意味着政府从此就可以做“甩手掌柜”了,就不需要加大民生投入了。相反,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财力。即使政府决定要下放的公共服务,也不能置之不理,任由市场自发解决,政府仍然需要发挥必要的监督、监管作用。在公共服务领域,既可能存在“政府失灵”,也可能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公共服务任由市场调节,难免会导致公共利益被资本绑架的情况发生。

　　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教育和医疗领域进行了改革,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也出现一些新问题。比如说,医疗中的公共卫生、教育中的学费这一块,都相继出现了一些问题。鉴于这一情况,很多地方又开始走“回头路”。市场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上,由于市场具有逐利倾向,很可能导致公众利益受损。只有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才能使公共服务规范运行。

　　会议强调,“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一些事务性管理工作和公共服务下放后,如何确保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如何阻断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与权力的“近亲繁殖”,这同样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同样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公共资源提供中,既存在“政府失灵”又存在“市场失灵”,还会存在“志愿者组织失灵”。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政府、市场、民间组织“三位一体”,下放公共服,必须突破“甩手门”、“监管门”、“利益门”等“三重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这样,公共服务下放才会发挥出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