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广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社会人士成立的“听审团”首次亮相，旁听案件开庭。庭后，“听审团”对庭审及案件处理集体评议，但评议结果不作为判决根本性依据。据法院称，“听审团”不是西方的“陪审团”，意在提升法院司法能力、司法公开，这一推行司法公开的举措属全国首创。（3月19日《新快报》）

　　名曰“首创”，实则也不尽然。因为在此之前，庭审旁听制度，一贯发挥着类似作用。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旁听者”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而“听审团”则有一定程度的评议权。但，考虑到后者的“评议”，不被纳为判决的依据，两者的差距便可谓微乎其微了。

　　按照该法院的说法，听审团作用有二，提升法庭司法能力、落实司法公开。但，司法事业终究专业性极强，相对业余的“听审团”，又怎能助力法官的能力精进？再者说，“听审团”与“旁听制”实无本质差别，又怎可比“旁听”更多体现司法公开呢？若较真开去，公众难免有此观感：“听审团”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制度，甚至它也不是一个有新意与效率的创设。

　　细观“听审团”的制度逻辑，一种内在于斯的矛盾心态，明显且强烈。对于东莞中级人民法院来说，其一方面试图引入社会意见参与判决意见的形成，以此寻求大众体谅、获得工作支持；而另一方面，又不想模糊法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断案立场，无意以明确、合法的新设路径，来替“舆论审判”最终正名。在此心理支配之下，你我方才看到了，“听审团意见不作为判决的根本依据，但合议庭合议案件，当考虑听审团意见”，一类瞻前顾后的表述。

　　在矛盾心态背后，所隐含的，其实仍旧是那个终极追问，即司法与舆论，当保持何种关系？于此，在认知论上绝无分歧，“法官判案，当然不该为人言左右”；然而，在操作层面，某些法官面对质疑纷扰，却也难免一时患得患失——化解“知易行难”困境，“听审团”能否有所作为？乐观来看，某些积极的后果，还是可以期待的：毕竟，它既不曾有损于“合议庭独立行使审判权”，又建构了一条常态性、稳定化的民意输送通道。

　　但最终，合乎众人期待的判决结果，本无须借助于这种少见的“首创”。因为，司法实践与其说是学理性的，不若理解为技术性的。明乎此，公众当明确，“听审团”毕竟不能取代这些更根本的改进，一如法律弹性的压缩、全民法律意识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