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推进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旨在体现“底线公平”，即供给保障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公共产品，不逾越发展阶段。

　　■ 郑渝川

　　３月１９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指出，全面加强民政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温总理表示，要加快完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逐步拓展社会福利保障范围，推动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补缺型社会福利重视个人、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只有当个人、家庭和市场失灵而难以提供基本生存需要时，政府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欧美国家曾长期处于补缺型社会福利阶段，政府责任并不显著，贫困、疾病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越来越显性化，迫使欧美工业化国家纷纷出台了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体系，并将社会救助纳入到公共服务范畴。

　　我国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模式则有截然不同的成因。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职工享有相对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农村则缺乏福利保障；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农村的情况得到了一定改善，但仍不能适应居民需要，而随着体制转型，许多人失去了原有福利，新就业人口所获得的，是水平较低、覆盖面较小和保障内容较少的社会福利。推动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十分必要和迫切。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首要特点在于普遍性，即打破户籍、阶层、社会身份和年龄界限，注重对本国国籍所有居民的基本保障，体现“全人群、全过程、全方位”，从根本上解决补缺型模式下出现的弱势群体被遗忘、困窘处境倒逼贫民走向社会对抗等问题。其次，要注重适度性，欧美多个国家因履行过重的普惠型社会福利，造成大量债务，让社会福利体系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这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警示借鉴。因此，我国要推进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旨在体现“底线公平”，即供给保障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公共产品，不逾越发展阶段。第三，借鉴欧美一些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等的经验，合理借助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方面的力量，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面参与的多层次社会福利体系。

　　长期以来，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政府管得过多，且将大量精力和资源投注于“管”；当前亟需将政府的注意力、精力和资源转向投入到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唯有如此，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才可能被激发出来，在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中发挥必要的参与和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