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一提到文化，人们就很自然会想到与文化相关的文化人，如大学问家、大作家、大诗人等，也往往与“秀才”、“状元”相提并论、紧密相连。记得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村子里有个高小毕业生就能当扫盲教师，连队有个初中生便担任了文化教员。那些年，刚刚参军的我也经常为老战士们读报纸、写家信，因此，他们都亲切地叫我“小秀才”。其实，想想也好笑，不就是读读报上的新闻、给家在天南地北农村的战友们写封家信嘛，怎么能称得上博学多才、知书达理的“秀才”呢？当然，这些区区小事在我往后的人生经历中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时下，我国的文盲越来越少，民众的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比比皆是。难怪一些五星级酒店在招聘管理人员时，竟堂而皇之地打出了“非研究生学历应聘者，免谈”的牌子。看来，咱们中国的文化人确实很多，有些大中城市似乎多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程度。其实，文人多，是好事，文化人多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于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有利于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有利于道德文明水准的提升，更有利于国强民富，总之，一句话，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过，这些年有关文人轻浮的议论也不时传入耳际，文人对文化的内涵不理解乃至不恭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些文人为了赶速度，高产出，粗制滥造的所谓大作并不少见。近日，几位文友偶尔相见，侃侃而谈，说的最多的当然是文人与写作。有人云，某作家一年出了10多本书，是写作高手；也有人说，某编剧三个月在宾馆里七拼八凑编出了一部40多集的电视剧，真是一鸣惊人；还有人惊喜地相告，某写作高手受《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启迪，不到一年时间就写出好几部类似“那些事儿”的大部头巨著。言者眉飞色舞，仿佛在报告天大的喜讯，而闻者则无言以对，哭笑不得。细细想来，这些文人的轻浮之举也算不上什么奇闻，记得十年“文革”期间，华北有个村庄一夜之间成为“万首诗歌村”，霎时间，人人会写诗，个个是文人。人们在捧腹大笑之余，分明感到那是对文化的玷污和亵渎。在利欲熏心、金钱万能的当下，有些人追名逐利，粗制滥造，使出浑身解数，在电脑前拼命码字，尽管获取了大把大把的钞票，结果呢，由于缺失人文关怀，作品慢慢变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废纸，有的因误人子弟而频频遭人诟病。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到司马光“用力多者收功远”的名言。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幼年时就很好学，因自感记忆力差，所以读书时格外用功。老师讲课完毕，照例要温习功课，别人读几遍就合上了书本去玩了。而司马光则不然，独自在教室里放下窗帘，又一遍一遍地琅琅诵读，反复思考，直到深刻领会文章的意思为止。他据此总结出的经验是：“用力多者收功远。”司马光做官以后，尽管公务繁忙，仍能利用点滴时间多读多思，乃至在去地方视察途中，坚持在马背上背诵诗文。久而久之，知识丰富，厚积薄发，终成大家，他笔下的《资治通鉴》是规模宏大的编年体史书的典范。可见，治学务必严谨，文人切忌轻浮。急功近利的文人是写不出传世佳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