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街头的城雕，现在已经不少，完好无损有之，残破不已也有之。说起这件事，人们总会想起那个“打电话的女孩”，窈窕少女，被偷走三次，每每“此地空余电话亭”，引出无限唏嘘。然而令我最惊心的，却是另一座雕塑----那是夏衍先生的塑像，既没有被“偷走”其身，也没有其他的损坏，只是先生手中紧握的笔没有，只剩下一个空手的文学大家，在寒风凛冽中尴尬地孤立着……

　　为什么会“一笔惊心”呢？因为夏衍手中这支笔，50年前也被夺走过-----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学大家，夏衍紧握这支笔，写下过百万字的剧本和小说，然而在那场浩劫山雨欲来之时，夏衍就被投入监所，那里除了写交代，没有一个字的文学可言。70年代中叶，夏衍出了秦城，饭是有一碗吃了，叫做“给出路”，但是能写一个字么？不能，手中依然无笔，一个文学家，就这样空手十年。直到云开日出那一天，夏衍感慨地说，什么苦都可以忍受，最可怕的，是夺走你手中的笔。夏衍还说到，造反派打刘诗昆，不打别处，专打他用来弹琴的那十个手指……

　　从夏衍手中这支笔，于是想到了另一支笔-----1950年9月25日，音乐家王莘到了一次北京，因为感动于新中国天空的晴朗，动情于孩子们胸前红领巾的鲜艳，在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王莘一路高吟，挥笔写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嘹亮”的词曲，这就是后来唱遍大江南北的《歌唱祖国》。王莘在火车上写总谱，用的是一支活动铅笔，而这支笔，又是冼星海亲手送给他的----王莘离开延安上前线，冼星海对他说，这支笔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写《黄河大合唱》，用的就是它。现在送给你，你们要把歌声带到战场上去，带到人民大众中去。

　　王莘用冼星海的笔写出了时代的歌，然而这支笔却没有逃过厄运----“大革文化命”之始，红卫兵抄王莘的家，抢文物、烧乐谱，眼看就要洗劫一空。为了保住这支笔，王莘夫人将它与《歌唱祖国》的总谱原稿一齐，埋在后院的煤堆里，直到十年浩劫结束，才重见天日，总算没有付诸一炬----然而笔试保住了，但整整十年，它写过一个字没有？整整十年，人民的音乐家王莘，竟然没有拿起过笔，没有写过一个音符。这支躺在煤堆里的笔，对于他又有何用呢？

　　还是回到夏衍手中的笔。“偷走”这支笔，或许只是一种今人的恶作剧，更或许只是出于一种“无知”，不知道手中这支笔，对于夏衍们、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性命交关的东西，所以不必惊心，不必想得太多-----然而我仍以为，这种“无知”，这种对于“笔”的不敬乃至对于文化的恶作剧，似乎仍然值得我们当心----当年夺走夏衍之笔的造反派以及逼着王莘把笔埋在煤堆里十年之久的“小将”们，难道不也是出于另一种深深的“无知”吗？让我们珍惜这百花齐放的时代，再也不要让夏衍们失去手中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