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

　　茅台高管刘自力回应记者关于“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看法时反问，“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他还称，“茅台本身就是中国广大消费者都消费得起的产品，怎么可能是奢侈品呢？”

　　这些天，“茅台”确实很“委屈”。一方面，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林嘉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一石千浪，围绕“抵制不抵制茅台”，舆论声音很大；另一方面，在“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元，利税180多亿元，上缴税费94亿多元，在贵州财政收入中占7%强”的背景下，这份“委屈”显得尤为楚楚可怜。

　　必须承认，“茅台”在三公消费中并没有原罪。但此诘问明显的逻辑悖论仍值得公共舆论警惕：一者，“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的反问，其实很无理。动辄上千的茅台，三公消费必得在这个档次？如果不喝酒，公共行政就无法“开锅”？无酒不欢，是三公消费的健康状态还是顽疾与毒瘤？二者，“茅台本身就是中国广大消费者都消费得起的产品，怎么可能是奢侈品”的自说自话，恐怕更像是一声娇嗔，且不说其最近被胡润评为2012年“全球十大最值钱的奢侈品品牌”第四名，即便在民间语境中，或许也没有人质疑茅台酒在中国，已经是身份和经济地位的符号与象征。

　　“茅台”的委屈，是万千白酒之中，为什么偏偏把鞭子抽在“茅台”的身上？甚至也有论者替其反问：禁了茅台酒，接下来是不是要禁五粮液？这份“委屈”，充分说明了一点，“三公消费禁喝茅台”，只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加快制度层面的改革，真正完善好对三公消费的监督和制约，才能落实到实处。

　　现如今“茅台”之所以遭遇抵制，是因为它已经成了公款吃喝的“标志物”。“茅台”如果能站在市场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没必要委屈了——民众抵制的不是“茅台”，而是“公款茅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