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款喝茅台的争论,在两会内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提交提案称,公款吃喝推动“茅台酒10年来价格涨了10倍”,应该禁止“三公”消费喝茅台。而贵州地方官员表示不解:“不喝茅台喝拉菲吗?”茅台高管更是理直气壮地反问:“‘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

　　双方站在不同的立场,坦率地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和担忧,形成观点的交锋不是坏事。通常而言,道理总是愈辩愈明,但如果不厘清一个基本前提,辩论也有可能陷入死循环,白白浪费了一次讨论的机会。

　　在辩论该不该用公款喝茅台之前,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前提,那就是公款吃喝有没有公开透明、切实可行的监督标准。虽然不少人对“三公”消费啧有烦言,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公务接待作为一项行政成本在当前虽然可以被减少,却很难被取消。在其他国家,应有的公务招待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只是公款吃喝中的铺张浪费。据九三学社中央日前提交的《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中提到的内容,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在各地倡言打造廉洁高效政府的今天,这么惊人的一笔开支显然有伤公众感情。面对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应该不会有人公然表示反对,但是,如果公款吃喝的标准都由当事人随意而定,而没有刚性的约束,那么要想真正遏制这股消费冲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丰俭由己,能喝茅台的,一般不会选二锅头。既然喝了能报销,不喝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为什么不喝呢?不通过指标进行约束,而只寄望于道德自觉,只会导致公款吃喝的奢靡之风不断蔓延。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全国政府机关饮酒量总和相当于每年喝掉一个“西湖”,这只是形容了体量的巨大,如果再联想到一部分官员不喝茅台就喝拉菲的高标准,那么这糊里糊涂的一“湖”酒确实应该让我们警醒了。

　　要切实遏制公款消费,必须从一盘菜和一瓶酒算起。关于遏制公款消费,各级政府这些年不知下了多少公文,效果之所以不明显,是因为大多数规定太笼统,执行起来弹性太大。比如公务接待一般都要求“四菜一汤”,但如果没有成本限制,即使“四菜一汤”也完全可以做得很丰盛、很奢侈。

　　其实,如何解决公款大吃大喝,在很多国家早就有了成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果我们能对不同性质的公务接待做出公开而具体的规定,细致到单人消费标准是多少、节约会得到什么奖励、超额又会面临什么惩处,那么还会有人为该不该喝茅台纠结吗?

　　围绕茅台酒的争论再次印证,当前一些让公众感到困惑和不满的问题,往往是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暴露出来的技术缺陷,而无关宏观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些恰恰是我们应该向先进国家学习的,也是可以学习的。所以,辩论中的双方与其在细枝末节上争论,不如回到起点,探讨一下关于公款吃喝应该做哪些具体规定。（沙元森　原题：“不喝茅台喝什么”,想喝就喝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