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不完全调查，“怕得病”是近年来，老百姓反映得最多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人无奈感叹，“困难人群不能生病，一旦有病，生活马上陷入困境。”

　　作为一个慈善部门，援助这些“因大病致贫，因大病返贫”的困难群体，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到2011年，中华慈善总会对若干种大病致贫患者的药物救助价值达42亿元，救助患者近两万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慈善救助项目。但是，项目发展越大，遇到的困难越大。很多治疗药物的价格昂贵，即使依靠项目援助，解决了患者拿不出一年几十万元药费的门槛，但对接受共助计划的工薪阶层而言，需要个人承担的药费部分，仍然让他们不堪重负。实践告诉我们，依靠社会力量解决群体的大病救助是行不通的。开辟一条政府、社会力量、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解决高额费用疾病的救助模式，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2009年，我会接受德国拜耳公司捐赠的拜科奇药品，开始对血友病患者施行救助。该药品属于生物制剂，避免了血液感染等不安全因素，但它价格不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援助项目实行和政府合作的形式：即医保报销半年、慈善项目援助半年，在全国开展项目。但实施过程中，各地普遍遇到了单纯靠慈善机构的力量难以逾越的医保报销问题：由于拜科奇药品报销比例由各地制订，有的地区报销比例低于50%，患者无力购买；更多的地区，报销比例虽能达到60%至80%，但当地社保局制订了报销上线、卫生部门制定了不得开大处方等规定，使得高价格药品虽然进入当地医保，患者却无法受益。

　　现阶段，大病救助这个社会问题就没有办法、就真的这么难解决吗？未必！最近，我们惊喜地看到了广州市社会大病救助的模式。为了保证大病救助，广州市规定，全民医保最高上限定为17万元；政府还设立了社会大病救助体系，由民政部门建立每年1.5亿元大病救助基金，个人救助最高额3万元；市慈善总会建立了1.045亿元的大病救助基金，个人救助最高额3万元；市政府还每年拨款3000万元作为突发事件资金，作为医院临时急救资金。大病困难群体，每人每年可以得到最高6万元的社会救助；通过相关部门的科学管理，当年费用没有用完的，还可以转入下一年继续使用。

　　因此，建立大病救助体系，并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完善一个真正“急百姓之所急”的体系，只是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在制订规章制度时，多想想这些特殊的大病患者群体；必要时，政策应当优先考虑这些困难群体，给他们亮出绿灯。▲

　　《生命时报》 (2012-03-13 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