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表示，财产公开需要一个过程，但不是技术问题，立法更不是难点，而是决心问题。解决利益失衡这个改革突出矛盾，也就是说巨大利益关系的调整，肯定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阻力。

　　自1987年被首次提出以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年就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至今却迟迟未能出炉。期间，中央先后下发5个有关官员财产报告的文件，但也只限于党内监督。除新疆阿尔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少数地方试点探索公示外，公众更多地只能从小偷盗、网友爆料等另类途径，窥得个别官员财产的一丝端倪。

　　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是否廉洁从政的有效做法。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力度虽然逐年加大，却没能非常有效地遏制腐败在一些环节上继续蔓延的势头，关键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建立起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由于无法及时曝光领导干部的灰色收入，导致问题官员潜伏期延长，带病提拔现象十分严重；贪腐涉案金额不断刷新，硕鼠巨贪挑战公众神经。为此，专家学者和广大公众不断呼吁早日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更是连续七年向全国人大递交相关书面建议或议案。

　　2009年中纪委曾公开表示“正研究、论证并想办法制订”。去年，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又回应称，“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尚缺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两个条件”。

　　相比之下，迟福林委员“官员财产公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心问题”的话语可谓一针见血。态度决定一切，只要有了态度，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官员财产公开毕竟是一个涉及官员巨大利益的改革，势必面临来自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等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而改革者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需要自己革自己命，限制自身既得利益空间。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分析认为，现行官员收入申报效果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定者怕引火烧身。

　　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官员财产公开恐怕永远只能是在“条件尚不具备”和“正在研究论证”的借口中蹉跎岁月。决心从何而来，靠自动自发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拿出一个时间表，把自己置于公众监督的压力之下。时间表可以采取“先易后难、先上后下、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办法，明确每一步的进展、时间点和责任主体，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审视。只有以政府的公信力倒逼，用群众的监督力推动，官员财产公开才能冲破压力阻力，早日拨云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