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谈到“幸福”的话题时“现身说法”，称如果看自己的收入数字，肯定是比以前高了，但挣钱的增幅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所以很难在钱这方面找到幸福感”。崔永元感觉自己“最富裕、最像百万富翁”的时候，是1986年刚参加工作每月挣80块钱的时候。而今每月收入虽然过万甚至更多，却经常感到“钱不够花”。

　　崔永元曾经“最像百万富翁”的感受，是现今很多年轻人所未曾经历的。就像他描述的那样：虽然工资数字很小，却感觉总是花不完，“跟同事吃饭抢着买单，想办法让自己有点高消费，之后还能存下来一些钱”。时过境迁，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在北京调研10元钱的购买力，仅够买3个苹果，或者5张地铁票，或者7个西红柿。现在即便是月收入过万，在北京也不抵1平方米商品房的价格，所以，单靠工资收入来接驳幸福感，是越来越难了。

　　应该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崔永元，对当下一些民众“总是感觉自己不幸福”的病灶拿捏得很是准确到位，但开出的药方却不免有些单薄。崔永元认为，让民众找回幸福感，政府不能只用给钱的方式，而应该努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我们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住房不要钱，那我们要那么多工资干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健全、丰裕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给民众以安全感，却未必能从根本上充实其幸福感。上学、看病、住房既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众置身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多个省市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宏观背景下，民众的生活需求和消费需求显然不会局限于上学、看病和住房，譬如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所必然催热的休假旅游消费。这就涉及至少两方面问题：一、同样的劳动付出是否会赢得同样的报酬和福利；二、生活基本需求之上的消费需求是否能够实现。

　　即使基本解决了上学、看病和住房问题，在银行“利润高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普通职工收入的映衬下，普通职工的幸福落差显然会持续；保障性住房虽能实现居者有其屋，但改善住房条件或许依然是许多人的未竟之梦，在越来越富有炫耀性消费色彩的市场环境中，被甩落在后、维系基本需求的民众，钱依然不会够花，幸福感又从何而来？

　　再拓展一些看，“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已是国家的民生政策导向之一。一方面，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和拉大，使居民财产出现了隐性分层――有财产积累的居民，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财产寡薄者显然就不能像前者一样“钱够花”。另一方面，譬如股市的云诡波谲，还很可能让居民有限的财产化为乌有。此外，养老体制的双轨制也会造成幸福感断裂。

　　综上所述，让老百姓找回幸福感，不仅仅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在就业、分配、养老以及垄断体制、税收调节、奢侈消费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一言以蔽之，老百姓的幸福感需要向改革求诉，政府部门不断提升民众普遍的幸福感，也需要向改革问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