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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后，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建议调高烟草税，降低烟民数量，将健康城市的概念充实到卫生城市的内涵中。（3月10日《京华时报》）
陈部长从关注群众健康的角度提出“以税控烟”，是出于一种良好的主观意愿，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能否实现，这还是个未知数。笔者认为，调税未必是一个良好的办法，未必能达到控烟的效果。
需要承认的是，抽烟是具有某种依赖性的，很难改变的习惯，一个烟民想要戒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香烟的价格不是决定烟民是否抽烟的最重要因素，其消费量随着价格的变动增减幅度不会很大，那么，调高烟草税的直接影响就是增加烟民，尤其是低收入烟民的生活负担。在高通胀的背景下，愈加高昂的香烟价格只能使中低收入烟民们的负担更加沉重。如果此举让许多中低收入的烟民选择更加廉价的香烟，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而言反而危害更大。
还应该看到，公款消费烟草的普遍存在，也是禁烟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这部分吸烟人群对香烟价格并不敏感，无论价格多昂贵，他们的抽烟习惯、数量不会有一点变化，调高烟草税只能增加公款支出的费用。有时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正如高档香烟是“买的人不吸，吸的人不买”，使得高档烟越贵越有人买，越高档越能彰显其身份，让高价的香烟成为许多人趋之若鹜的礼品。
再次，在现有香烟生产与销售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调高烟草税后，各烟草企业与烟草专卖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想出各种办法来避免香烟销量减少，利润下滑，比如通过降低采购、物流成本，开发新种类、新品牌、简易包装等措施继续维持一部分低价香烟，满足原来低价烟人群的需求，难以达到控烟的效果。
通过调高烟草税来控烟，应是在严格公款消费的范围，避免公款消费烟草，使烟草收入不被垄断集团所把持，并且各种软性控烟举措都已经到位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硬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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