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咸平杨瑞辉著

　　东方出版社

　　中国的亚当斯密：司马迁

　　学者们一直将“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追根溯源到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Macbeth）。但是我们很好奇地想知道亚当斯密是如何得出经济和社会可以自我调控而不需要政府干预这样一个观点的？我们的答案可能令所有的读者感到震惊――这个观点可能来自于中国：

　　“看不见的手”的隐喻竟然也来自中国，而且首先提出这个观念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不知名的小人物，而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他的伟大作品《史记》至今仍被所有中国人所熟知。这部著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许仅次于孔子的《论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道：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经济学思想经过两个世纪的薪火相传，大多数人都会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指价格机制。然而，这是毫无根据的。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国富论》中有关“看不见的手”的段落，我们就会发现亚当斯密对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并未提及，而且该段的上下章节也没对此进行论述。“看不见的手”仅仅是亚当斯密对一个经济学原理的隐喻，这个原理认为个人的自利行为会产生好的社会效益。而把“看不见的手”扯上价格机制是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创造出来的――包括奥地利学派、瓦尔拉斯、帕累托。

　　司马迁对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产生好的社会效益也用了一个隐喻，即“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但是，他比亚当斯密更早提出价格机制产生了这种效应(“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因此，在公元前的第一个世纪，司马迁就已经提出了比亚当斯密还深入的观点。

　　亚当斯密和司马迁是两个不同国家且不同时代的伟大学者，他们似乎只是在理论方面有些类似性，他们从相同的哲学基础出发，也就是将“不干预”的中国式自然秩序的观念应用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也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有限度，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产生好的社会效益。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他们两位大学者在不同的时空竟然有着直接的思想传承。

　　而这种传承有可能是通过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和两个去巴黎访问的传教士完成的，因为在他们访问巴黎之后，亚当斯密刚好访问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