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国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

　　7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在参加政协讨论会时，就加强伤残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等问题发表意见，称张尚武等运动员退役后生活陷入窘境“只是个例”，就整体而言，中国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运动员”。笔者注意到，这是他第二次公开强调“中国运动员最幸福”了，可见他对中国运动员的“幸福指数”信心满满。

　　杨先生之所以出此言，是因为中国运动员从进入业余体校一直到退休各阶段，国家都在关心他们，一些功成名就的奥运冠军无限风光，票子房子位子等一应俱全。其实，更应看到，众多没打出名气却耽误了读书学习甚至还落下一身伤病的运动员，离“幸福”太远了。

　　近年来爆出多起有成就的运动员包括世界冠军退役后生活困窘的新闻，如体操世界冠军樊迪、亚洲冠军举重运动员才力、马拉松冠军艾冬梅、水上项目冠军唐颖等，足证官员所言“只是个例”很不确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每年有3000~6000名专业运动员退役，有将近一半是没有编制的，45%退役后得不到安置。可见，对于高风险的体育运动而言，运动员在退役之后的保障问题一直是个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对这些运动员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切实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别人来代言幸福。

　　伤病退役运动员的保障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有其复杂的原因。从运动员的培养方式看，中国运动员最早接受业余训练一直到进入专业队，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式状态中，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文化学习，也没有机会发展其他的特长和技能，这样，多数运动员退役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安排，一直沿用“组织安排”为主，这在人才需求和用工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难以为继。虽然体育总局和各地都在探索解决方式，但多年积弊，一时难有成效。在目前情况下，仍然需要政府主导，从源头抓起，建立一套完备的保障体制，包括强化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建立工伤、医疗、养老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对退役运动员进行职业培训，帮助其掌握实用的工作技能。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体育金牌战略。要把运动员当作一个社会人，使其运动能力和各种素质全面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强调运动员选择的自主性，让他们感到“我的幸福我做主”。体育从娃娃抓起不是让他们七八岁就进专业队，而是让他们从小就感觉体育是其生活的一部分，让他们到20岁时仍想想自己到底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是进NBA还是去华尔街？从这方面来说，官员所谓的“幸福”，恰恰正是造成不幸的根源，因此，如果没能力弄清楚幸福是什么，起码应该想想，体育是什么，用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