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介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低。(3月8日中新社)

　　根据《南方周末》统计,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官员公务员(含国企、事业单位等公营机构官员)代表,共2496人,占大陆代表的85.3%,官员公务员代表显然比例过重。如果再往前追溯,自五届人大到十届人大以来,工人农民成分逐年递减,从1655人减少到551人,而官员公务员的成分却是逐年递增。所以,此次李建国副委员长提出的在第十二届代表的成分变化,可谓看见了其中的弊端,也是一种矫正之举,值得赞赏。

　　官员代表过多过滥,为人们所诟病,由来已久。民众中具有多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成分,按道理来说,到全国人大参政议政,应当有各个阶层、职业的人员参与,因此,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各个阶层、职业与成分中所具有的代表应当平衡,如果官员代表过多,显然,全国人大的代表性就不足。其次,官员代表本身是官员,他们与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监督“一府二院”就显得不是那么有力,也很难拿出葛剑雄委员质问教育部长那种勇气。这就不能发挥监督“一府二院”的作用,产生“代表不能”的问题,影响到参政议政的效果。因此,降低“官员代表”比例,增加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是加强人大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全国人大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一份《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的文件,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但是,我们在为全国人大努力减少“官员代表”比例高兴的同时,还必须防止一些“官员代表”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冒充其他成分的代表,《学习时报》就曾发表文章称:“一些地方在统计代表界别时,将一些领导干部划为‘知识分子’,有的厂长划分为‘工人’,有的民营企业家写成‘农民’”。如此,表面上看来,“官员代表”有所减少,但实质上并没有得到减少。例如,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国银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审计署驻重庆办事处特派员、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局长、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延边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9人,被标注为“知识分子”。事实上,这些代表虽然挂了各种头衔,但仍然是官员或者“准官员”,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无法代表知识分子的群体的利益,不宜将他们划分为“知识分子”行列。

　　防范 “官员代表”通过改头换面的手法，冒充其他成分的代表。一方面，要求各地大力发扬民主，规范选举，将各个阶层和职业的优秀人士选举上来，切实减少官员代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改进统计技术，用更准确的统计口径来反映代表的成分，例如取消含混的“身份”标准，代之以相对明确的“职业”标准，代表的职业属性，以当选时所从事的职业为准。如此，到底有多少官员代表就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