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干部子女”，他认为，把子女送到国外去，不要考虑是不是官员，因为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就无可非议。因为他是一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了，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

　　初看这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官员的子女出国是子女们自己选择的道路，跟官员无关。再说那么多平民百姓都送小孩出国，官员子女出国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关键是，现在官员送子女出国让公众最易联想到的是官场腐败。官员和普通百姓有所不同，他们掌握了普通公民没有的公权力，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人脉和资源。试图接近讨好他们谋求私利的大有人在。在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仁善做了调查分析，官员送子女出国可分为集中类型：望子成龙型、招财进宝型、转移赃款型、出逃铺路型。在以往外逃贪官中，裸官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几年前，有媒体称，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相比普通公民，官员身份特殊，一方面受到自身身份的约束，党政纪律的约束，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同时，相比普通公民拥有的隐私保护权，官员还要牺牲掉某些隐私。比如普通公民不存在申报财产一说，但是作为党政官员，就必须进行个人财产申报，配偶和子女出国情况申报。这其实也是一种限制官员权力的一种措施，让权力在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下透明行驶，构建阳光行政。如果官员的财产来源一清二白，经得起民众的监督，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考验，那他们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的送子女出国去读书，正大光明地享受他们想要的生活。

　　说到底，公众对官员送子女出国不太感冒，在于其现象后面隐藏的种种猫腻。公众关心的是那些官员是否动用了手中的权力，为其家人谋私利。钱权交易、公权力腐败在目前看来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成为威胁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公德培育的最大毒瘤。在贪官外逃的过程中，已形成一个巨大的隐形利益链。有些国际服务机构，就专门通过为贪官子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提供服务，为官员转移财产，从中获利。所以公众感冒的不是官员子女出国，痛恨的是官员滥用公权力，对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棒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开放官员的“能见度”，把官员的个人财产详细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只要官员身家清白，钱财来得正当，把子女送哪个国家去学习人家都不会非议。官员也就能享受到跟普通公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