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公消费”话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提出了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的建议。（3月7日新华网）

　　林委员此提案一出，可谓是引发了“蝴蝶效应”。据说茅台的股市行情因此一路走跌，茅台酒普降400元，有专家甚至断言整个白酒行情因此“跟风降价”。说实话，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现象：仅仅是一个委员拟定了一份提案，至于国家立法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压根影子都看不到，缘何能引发这么大“价格弹性”呢？看来，像存在“房产泡沫”一样，这社会中还有一种泡沫叫“茅台泡沫”。

　　换言之，如果说茅台酒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产品，是很难对一个捉摸不定消息如此敏感的。当然，即便茅台酒价格因此大跌，但现实中，我们几乎没有听说哪里发生过抢购茅台酒。个中原因亦显而易见：茅台酒于普通百姓而言，已是奢侈品；可以想象，在广大百姓普遍只舍得喝几元、几十元一瓶的酒的语境下，上千元一瓶的茅台酒即便降几百元，依然还是让寻常家望尘莫及，这就像眼下动则上万一平米的房子一样，降个千把块，普通百姓依然只能是无奈地望尘莫及了。

　　这实际上牵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茅台酒究竟是哪些人喝了？事实上，这方面的数据早就有：八成以上的茅台流入公费市场。也正因如此，笔者赞同林委员提出的立法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既然公款如此青睐茅台酒，那个禁止公款消费茅台，如此有的放矢，有何不可呢？当然，有人会说这种看法太肤浅，因为即便是立法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但官员们要喝茅台酒也并不难，他们完全可以将喝茅台酒写成喝五粮液，恐怕也不妨碍他们写成购买了办公用品。这一点，概括起来，就是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就讲到的，“三公消费高不能怪茅台，是体制之病。”

　　但话说回来，三公消费过高根子在制度之失，这个常识，谁人不知呢？甚至于，如何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都早有共识。那么，为何就迟迟不能治根呢？这无非再次证明了“革自己的命”是何等困难——要想让三公消费的利益既得者制定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监督自己，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从表面化的工作做起呢？进而通过这些表面化的工作逐渐深入问题内核。这好比改革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本就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程。那么，在制度尚未完善之前，我们以列举的方式，禁止公款喝各种高档酒，总比撒手不管强得多，例如，至少给公款喝茅台设置了一道坎吧？

　　也正因如此，笔者相信只有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将扼杀公款吃喝这一制度朝好的方向不断推进。笔者也但愿大家针对立法禁止公款消费茅台之类的建议，不要轻易地加以否定和质疑，大家更多的是应该看到其积极而阳光的一面，认识到其统率性、典型性作用，进而以一种积极而阳光的心态为三公消费制度的完善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