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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审议，不乏激烈交锋。
关于问责官员的复出。正方认为，有些官员并非直接责任人，只是负领导责任，一棍子“打死”永不任用，并不科学；反方指出，复出让问责变得毫无意义，会让人产生“无论犯再大的错误都没事，只要避过风头，仍可东山再起”的感觉。
关于房地产价格调控。正方认为，政府出手，政策越严厉越好，房价越低越好，低收入阶层才能拍手称快；反方强调，投资或投机，是老百姓的权利，强行打压下去，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
关于性别权利。正方认为，现在大学男生比例逐渐下降，应“因性施教”改变应试评价机制，给男孩更大发展空间；反方挑刺，大学女生再多，厕所蹲位也没有相应增加。
之所以对三次论辩印象深刻，是因为一番碰撞之后，正方反方都从“两端”转向，在“中间点”达成共识
复出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神神秘秘地复出，其过程要最大程度地公开，接受讨论和评议；房价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关键是“合理”；挺男还是挺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都不如阴阳调和。
上述过程，揭示了协商式民主的内在逻辑：从自身立场后撤、妥协，寻求双方观点的最大公约数。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往往不大愿意正视“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存在，偏好使用“人民群众”这样含糊其辞的概念。其实，哪有什么抽象的人民群众呢？手有余钱，有能力投资房产的群体是人民群众，只付得起廉租房租金的就不是人民群众？不同的“人民群众”有不同的切身利益，因而会持不同的立场观点，再自然不过了。
人大代表来自不同地区、行业，有各自不同的地位、身份，代表不同团体、阶层，在代表大会这个平台上，观点博弈的结果，当然是向代表最大多数的“中间群体”靠拢。
协商式民主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方案。
于激辩中统合协调，在交锋中交流交融交汇，我们感悟着中国民主政治的渐进，并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满怀更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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