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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梁启超在海外流亡时，见欧洲公共图书馆遍及社区，曾大为感慨，认为这是东西方文明大分流的重要原因。
其实，古代中国社会也很重视文教，但始终没能诞生出“公共”空间，皇家管不到的地方，都属私民所有，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公共事务缺乏管理。
比如前门大街，设计宽度是现在的一倍，可游商长期占道经营，到后来甚至盖上房子。老北京下水靠沟渠，设置了专门的管理部门，可长期无人疏浚，到清末，游民甚至填沟盖房，沟渠遂成死水，变成传播疾病的源头。
像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葛兆光先生曾说，对比庞贝城的规划，中国传统城市对公共空间重视明显不够。庞贝城因火山喷发被掩埋，较好地保留了城市的本来风貌，公共浴池、广场、公共活动中心等秩序井然。
传统中国城市不仅没有公共图书馆，也没有公园、公共游乐场等，即使是城市广场，也多是展示型的，并非完全的公共设施。
清末屡战屡败，自强成为焦点话题，公共图书馆被当成救亡图存的工具，涌现出来，但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在哪里，说法甚多。
一说是京师图书馆，1908年，张之洞将一部分个人藏书放在广化寺内，次年奏设建馆，得到批准，由缪荃孙主持，这是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之所以建在广化寺，因为这是溥仪的家庙。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将京师图书馆看成重点工程，1912年5月任江瀚为馆长，同年8月27日开馆。
二说是湖南图书馆，建于1904年春，由长沙知识界、实业界的著名人士梁焕奎、陈保彝等人首倡，经赵尔巽批准建成。湖南能开风气之先，因其当年巡抚陈宝箴是维新派的骨干，趁清政府中央权力放松之际，大力推行新政，加上湖南面向开放的广东省，背靠封闭的内地，反差强烈，湘军解甲归田后，民风亦为之改变，值得一提的是，陈宝箴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祖父。
三说是韦棣华在武昌开办的“文华公书林”，1909年5月16日正式面向公众，强调“公共、开放、公享”，韦棣华是美国人，1899年来到中国后，在教会创办的文华学院担任英语教师，同时兼管图书馆工作，“文华公书林”是“庚子赔款”返还项目之一，韦棣华终生未婚，不仅帮助中国建立了多个现代图书馆，还开办了图书馆专业，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种说法各有道理，不过在此之前，老北京已有类似公共图书馆的机构，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办了“强学会”，有“书藏”部门，供大众阅读，虽维持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但已体现出强烈的公共意识。
本文资料主要引自《北京志 图书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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