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汗洒一亩田，年赚七块五。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记者表示，根据湖南省统计，2010年农民每亩水稻纯收益是186.2元，其中包括104.1元的国家粮食直补，实际纯收益只有82.1元。2011年，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了121.6元，农民纯收益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国家补贴，农民纯收益只有7.5元。

　　收获了上千斤的稻谷，拧干了却只有7块5的收成，即使多收了三五斗也于事无补。一方面是粮食亩产越来越高，一方面却是种粮亏本农民惜售。当袁隆平发出 “农民可怜呀”，一声叹息的背后让人听出难言的悲怆。这首让人感怀的《春天里》告诉我们，粮食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即使粮食“丰产”年年放科技卫星，但是农民的“丰收”问题不解决，农民照样望粮兴叹。

　　因此，当袁隆平提议政府要高价收购平价出售，通过购销“技术手段”的改进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其实也只是解决地表问题，也是无奈之举。本来中国的粮食调控政策被认为就是一个CPI和农民利益妥协的产物。调查显示，对农民而言粮价不是偏高而是偏低；对城镇低收入群体而言，粮价不是偏低而是偏高。一方面要让农民增收，但是又不能对市民米袋子造成冲击，其实很难两全。也就是说，现有的粮食调控体系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这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种粮与市场的脱节和农业与资本的脱节。不仅种粮农民没油水，参与粮食购销的粮商也是久旱无甘霖。与粮库“坐堂经营”相比，私营粮商跑乡串户、高价收购更受农户欢迎。但是粮商既没有各项财政补贴，也很难享受农发行优惠贷款，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市场主体。因此“7块5困局”既有国家托市价格不高的原因，也有流通市场不活跃，缺少竞争主体的因素。另外，这些年中央对农业与资本的接轨始终留有谨慎。因为早几年，有很多城市工商企业下乡，结果却钻了政策的空子“种房子”、“种高尔夫球场”，极少愿意种粮食。正如学者党国英所说，目前形势下，最怕地方政府浪漫。因为地方政府初衷是“送戏下乡”，结果成了“放虎归山”。

　　我想这就是袁隆平最后提出“国家要对粮价政策做出根本性改革”的原因。面对复杂的增收困局，既不可浪漫，也不可误了农时。留住“麦田守望者”，统筹城乡、统筹收入和分配方是根本。

　　(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