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家与时代之间是一种共振式的关系，时代一方面塑造艺术家的创作思想，一方面规定了艺术家的视野，同时也规范了艺术家在判断“艺术何为”的整个价值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种图式特质，特别是在意识控制比较严重的时代，正是这些图像特质，为艺术史写作和论证提供了强大的证据。

　　杜达良先生创作于上一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属于“毛泽东时代美术”的范畴，无论是从思想、题材、造型、构图等方面都体现出那一特定时期共同的视觉经验，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性。“文艺除了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外，还承担起动员、组织民众的任务。这时不再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政治活动。”（《20世纪中国艺术主题史》李心峰主编）为了服从政治宣传的需要，画家们什么东西能画，（也就是说，要画什么样的题材）什么东西不能画是很明确的。这不单单关乎到思想立场正确与否的问题，还关乎到个人社会生存的政治权利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规约下，画家们的创作变得务实与单调。艺术创作的服务对象非常明确，题材并不怕千篇一律，关键是能够保持政治正确。

　　“毛泽东时代”美术的表现对象基本上是领袖形象与工农兵形象，形象塑造强调“高大全、红光亮”，被表现的对象必须是形象健康饱满，意气风发，阶级情感倾向必须明确，必须结合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必须服从从时代内在的道德规范。当社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风潮、新气象、新事物的时候，画家的笔下也必定会出现相类似的场景，如“除四害”，“野练”、“庆丰收”、“乡村医生”等，表现出新中国建设百废俱兴的欣欣向荣，充分的把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焦点化、扩大化。杜达良当时所创作的《准备野练》（1973）、《牧归》（1977）、《春满阳台》（1973）、《华侨农场所见》（1963）、《灭蝇》（1960）等作品无不洋溢着新社会赋予生活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杜达良先生一直生活在潮汕地区，他的笔下不断地追寻潮汕风景以及在潮汕大地上涌现的新事物和新风尚。他勤于写生，每到一地总会记录下该地的风景并赋予其与新生活有关的意义。这些写生后的风景创作，不仅仅只是对景摹写，还必须结合劳动场景来完成一种时代主题，如《韩江边》、《韩江早课》、《潮州西湖》、《水稻丰产县澄海南门外》、《繁荣起来的乌桥区》等作品，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山水画，而是一个广角的新生活场景的再现，是一种现实记录方式并成为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其中的情感基调仍然是建立在对新社会的赞美和讴歌上。

　　杜达良先生的作品对于潮汕一地来说是意义深远的，他用水墨画保存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毛泽东时代”的“潮汕经验”，题材涉及面非常广，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他的个人经验逐渐成为一种公共经验——来自于民间的、对“毛泽东时代”最朴素的情感档案和图像档案。

　　由孙晓枫策划的“红翼：毛泽东时代的公共经验与记忆·杜达良作品展”于2月25日至3月5日在市区天山路汕上空间美术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