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提交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多份提案都涉及减税问题，呼吁政府“多予少取”。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的提案《减税是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中称，自2003年，我国财政税收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增长率10至20个百分点，减税应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众所周知，税收不是越多越好。经济学里有个“拉弗曲线”，说明税率超过某一临界点之后，就会遭遇税基急速收缩，社会经营成本剧涨，投资减少，反而带来政府税收下降。财税政策是调节社会投资和刺激经济的惯用杠杆。在判断是否处于“拉弗曲线”临界点时，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看税收占GDP的比重。在我国，广义的税收包括了预算内的财税收入，也包括由行政收费等组成的大量预算外收入。目前光是预算内收入就占了GDP的20%以上，税负率之高已经显而易见，这不仅威胁了经济可持续性增长，也降低了社会幸福感。

　　增收固然是经济上扬的结果，但超常规的、非同步的增长，就涉及相当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严重性无异于“政府的掠夺”。只要预算法不对“超收”进行干预，而是任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超收”，那么，相当于给地方政府一种“掠夺社会财富”的默许或激励，地方政府就会想方设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了遏制政府的“掠夺社会财富”动机，预算法应赋予地方人大等机构以监督和质询并问责的权力。假如在监督预算执行情况时发现税收增幅大幅超过了预算，除非有合理的解释，如物价上涨使资源性收入大幅增加等，否则应视为是预算的失措，必须有人为这不科学的预算承担责任。

　　政府“钱多”而预算控制“不多”，必然使“再分配”环节上增加额外成本，助长权力寻租以及政府对“上大项目”的偏好，从而降低再分配效率，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受惠于经济的增长和政府财政的大幅增加。目前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就是一个警示信号。

　　依笔者之见，目前既要有一个“普惠性”的减税、减费及分配国企全民股东红利的宏观安排，还要出台一个税费合并的统一法律，或出台《收费法》，也要出台针对国企利润管理的法律，从法治角度先来理顺税费和国家资产性或资本收益，先理清政府究竟收了多少钱。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结构性减税的细微安排，如维持或增加财产税率和税源，减少经营税和流转税税率，同时提高垄断性经营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而在财税支出监督上，预算法应对超过规定增幅部分的财政收入，直接划入全民账户或作为退税的基金池，不能交给地方政府支配，从而直接杜绝地方政府无节制“超收”的贪欲。（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