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汪成荣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要求汪把奖金上交组织，汪不同意。而后，单位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体工队大队长杨海宁称，再不交钱组织还有其他手段。（3月1日《新京报》）

　　教练获奖，单位“分赃”？这是数十万网友跟帖热议不休的话题。2005年，中国女子长跑名将孙英杰因向教练王德显讨要奖金一事而轰动体坛，如今，她的丈夫汪成荣又因为奖金惹上了麻烦。2005年，汪成荣被中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他所带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10月，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于是，问题来了。单位追款不休、且抛出“杀手锏”，继而放出狠话——面目可憎、程序不清的“讨钱风波”，在网上招致一边倒的骂声。

　　无规则，无是非。这是一个各说各理的案例：站在汪成荣的角度看，中残联的奖金是打到自己卡里的，奖励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既然到账，就是私人财产，我可以自己拿钱出来“分馅饼”，但“组织”主动出来伸手要钱，正当性就非常可疑，一份中残联的函显示，149.91万元被认定为“教练员奖金”，且正如上海田径教练张敏珍所言，“奖金已打到了我自己的卡里，这是个人收入，我的上级单位没和我要，在汪成荣之前，我也没听过这样的事。”但站在体工队的角度来说，因为“其他教练的奖金也要重新分配”，对事不对人，似乎充分奖金才能“一视同仁”。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工队“分奖金”的惯例属于明规则还是潜规则？这样的惯例能否经得起公平与正义的考量？……很显然，以上问题体工队未必能给出一个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一纸停职公文之后的狠话：停职，只是“初步处理”，“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组织还有其他的手段”，相关负责人说，“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所谓“其他手段”，估计就是“开除出局”。如果不交这笔钱，汪成荣丢掉的是稳定的工作和事业编制，还有多年的归属感——1992年，他进入青海体工队，2004年退役，2005年留队做教练，如今，时间已过去了20年。矛盾尖锐、壁垒森严，似乎谁都不肯、也不能让步。许多年前，“彭帅单飞”事件让我们反思举国体制下的奖金分配机制，当时的说法是：国家体育总局已开始调整运动员奖金分配的比例，让大部分奖金能够回到个人手中，用到自身发展上——这可以说是向着人才新体制与利益分配改革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对于教练员来说，这样的“进步”难道是个例外？

　　百万奖金该不该“分馅饼”？回答好这个问题，不能只靠汪成荣或体工队自话自说，奖励体制如果不能有明确的规则来规制利益分配、而只是靠“霸王条款”或土办法暗箱“分肥”，掐脖打架的闹剧就会成为体坛的又一道“明伤”。（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