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管理体系值得依靠、管理者值得信任，公众才能形成安全的心理预期。从这种意义上说，提高公众安全感不仅对维护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对政府部门从对上负责转向对民众负责、着力提升民生质量的现实期待。

　　■ 赵志疆

　　２０１２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齐聚北京，共同把脉“安全”这份沉甸甸的百姓期盼。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提出，影响人们安全感的因素很多，关键就是“我们的社会体系可不可以依靠，社会管理者能不能被信任”。

　　地沟油、瘦肉精、动车事故、校车事故、空气污染、个人信息泄露……过去一年，各个领域频频响起的“安全警报”，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与之对应的则是公众日渐脆弱的安全感。公开数据显示，国内居民储蓄近年逐年递增，２０１０年就超过３０万亿，老百姓“有钱不敢花”，正是因为对未来缺少安全感，因此寄望于积攒储蓄应对风险。

　　安全感流失有多重原因，其中，转型期影响就是客观存在的时代因素。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我国已从物资相对匮乏步入产品较为丰富的时代。与此同时，公众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相较以往，他们更加看重自己对社会事物的真实感知。两相叠加，公众自然会对产品质量乃至公共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许很多人无限缅怀的美好回忆并非想象的那么完美，只不过身处物资匮乏的年代，权利意识薄弱的公众委实不敢要求更多。

　　如果说这种客观存在的“转型期阵痛”尚且情有可原，某些政府机构消极应对的态度，则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同样身处转型期，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或者追逐领导者“政绩”，逐渐背离了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在资本争夺战中，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内容往往率先成为交易砝码，“污染下乡”、制假售假保护伞等由此产生。惟ＧＤＰ是举的利益驱动，缺位的监管与并不完善的制度，不仅带来了严重的公共安全隐患，而且重创了政府机构公信力，由此使公众安全感快速流失。

　　安全危机的背后则是更为严重的信任危机。企业家血管里流淌着道德血液固然重要，但比企业生产者自律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首先应以完善的制度、科学的管理重塑自身公信力。所谓安全感，更多的是公众的一种心理感受，这种安全的预期首先来源于信任，只有管理体系值得依靠、管理者值得信任，公众才能形成安全的心理预期。从这种意义上说，提高公众安全感不仅对维护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对政府部门从对上负责转向对民众负责、着力提升民生质量的现实期待。

　　为了重塑公共安全感，各级政府付出了很多努力，例如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整治环境污染、推动医保、完善社保体系等。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在社会管理上更应做到防微杜渐，而不止于亡羊补牢。身处转型期，政府部门理应先行转变管理思路和方法，以健全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防患于未然。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看见清晰的美好未来，而不是因为经济社会转型陷入迷茫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