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汪成荣带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块金牌1块银牌，2011年中残联因此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要求汪把奖金上交组织，汪不同意。而后，单位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体工队大队长杨海宁称，再不交钱的话，组织还有其他手段。（3月1日新京报）

　　随着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体育竞技的重视，因获得比赛名次得到巨额奖励的运动员已不在少数。而运动员收益和教练员、所属单位的收益密不可分，因运动成绩获得的高额回报更是让人“眼红”。所以，出现运动员与教练员之间，教练员与单位之间的奖金争议也是必然之事。

　　在比赛奖金争议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要确保公平分配，首先要有制度性规定，如在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以及游泳中心《教练员奖金发放原则》，其中就明确规定“在发放给教练员的奖金中，现任队伍总教练或教练组组长提取奖金的10%；其余90%由运动员的主管教练、助理教练以及原输送单位教练，按不同比例分配。”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奖金分配机制”仅适用于“分配运动员所获奖金”，而对于单独奖励给教练员的奖金如何分配并未提及。这正是教练员汪成荣和所属体工队发生奖金争执的主要渊源。

　　然而，在存在制度规定之外的“疏漏”时，公平依然是解决纠纷的“标尺”。教练员与所属单位如果之前有过奖金收益分配“合同”，严格依照合同执行就是最大的公平；如果没有法定分配合同，也应采取一个“公平”分配原则。一要考虑奖励的“指向性”，如果一项来自于有关方面的奖励是“指名道姓”直接针对某教练员的，在没有签订“分配协议”的情况下，理论上应归属教练员个人；二是要考虑“多劳多得”的原则，譬如：在游泳中心的《教练员奖金发放原则》中，就前瞻性规定了“教练员的奖金按照运动员出成绩的时间往前追溯4年进行计算。在运动员出成绩的当年度以及过去3个年度，教练员分配的每年奖金比例分别为40%、30%、20%和10%。”

　　目前，教练汪成荣认为，他和原单位从未就奖金分配一事有过任何协议，而所属单位也拿不出任何协议，最终就是一笔影响公平的“糊涂账”。这一事件其实已经给有关方面提了醒，尽快制定适用于教练员奖金的分配方案，或者说聘用和使用教练员之前能多一些法律意识，以民事合同的形式立个“规矩”，也比闹到双方“反目”要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