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高健）昨天，在北京最远的派出法庭――清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假释案件。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后，本市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假释案件。

　　这是一场特殊的庭审：法庭上除了法官、检察员和罪犯外，还有“提请机关代表”、“监督保证人”等出庭。

　　上午10时，庭审正式开始。剃着平头、身穿灰色号服的王某被两名法警带进法庭。前进监狱作为提请假释机关宣读了假释建议书，认为王某在认罪服法、遵守监规、参加学习、参加劳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考核从未出现违纪违规行为，多次获得减刑，而且连续两年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还在监狱内担任班长、从事质量监督工作，近两年来的累积改造考核分数较高，建议法院给予假释。王某的管教马警官作为证人证实了上述情况。

　　“我今年41岁了，坐牢12年。在监狱里，我选修了法律专业，这十多年我觉得过得很充实，真正改造了自己。”谈起以往，王某颇有感慨。

　　监狱代表要求王某简述一下当时的犯罪经过。“1998年，我骑摩托车和被害人的农用车相撞，我俩打了起来。我几拳把他打倒在地，被害人脑袋磕在地上，就这样死了。”听完王某的陈述，监狱代表认为，王某属于激情犯罪，主观恶意小，出狱后不会产生社会危害。

　　“检察院不同意假释申请。”检察员直接提出观点。他拿出一份庭前的询问笔录，告诉法庭，王某当初被判赔偿被害人亲属4.8万元，除了当时赔偿的2万元之外，入狱至今，王某再没有赔偿过一分钱，而且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向被害人道歉，足以证明王某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罪行造成的恶劣后果。“在监狱里的表现是一方面，但罪犯之所以入狱是危害了其他人，如果不能抚慰被害人的精神、赔偿经济损失，检察院认为，罪犯并没有悔罪诚意。”

　　“我不是不赔，是家庭环境不好。”王某辩解道。他的妻子作为监督保证人详细说明了情况：事发后，自己一人以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拉扯孩子，没有能力进行赔偿，而且曾托人向被害人道歉，但是被害人表示不接受。“你有相关证据吗？”法官问道。“没有。”

　　检察员又拿出一份证据――改造积分考核表。他指着其中一页说道：“此前，罪犯积分一够就申请减刑，而且每次都成功，从2009年开始，他不再申请减刑，而是积攒积分，准备申请假释。去年，条件满足后，罪犯申请假释，此后的积分全部为0，和之前每月4、5分的表现相差甚远，可以认为，罪犯的表现是一种功利性的改造，完全以出狱为目的，不是真正的认罪伏法。”

　　对此，监狱方的意见是，王某调动了劳动岗位，所以积分有了较大波动，不能由此说明王某不认真学习和劳动了。

　　经过一番辩论，法庭宣布休庭，择日作出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