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7日，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联合宣布从今年3月起开展为期两年的“出租汽车行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全国各地将逐步推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同时还将普遍开展以车辆承包费用(即“份儿钱”)、社会保险、劳动收入、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2月28日《人民日报》)

　　可以肯定，在出租汽车行业推行包括承包费用在内的集体协调制度，应该对出租车司机劳动权益保护、道路交通安全，乃至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都会是一件好事。不过，在当前社会就业情势下，如果没有相关的公平制度配套，这个集体协商制度也可能存在现实中“被流产”的危险。

　　首先就现行出租车行业体制来看。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出租车行业，在体制上大多还是“行政控制”的模式。即出租车数量不仅由地方政府控制，并且还是以行政许可方式由几个特定的出租车公司经营。

　　所以在此前提条件下，如果没有相关能够保证员工利益一方平等协调地位的公平制度配套，那处于优势地位的出租车汽车公司，就会本能地利用自身体制上的强势来维护自已的既得利益。多年来，面对各地举办出租车价格听证会后，结果总是由司机与乘客来承担出租车涨价后果、出租车公司利益却总能毫发无损的事实，或许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在推行出租车行业集体协商制度同时，没有能够保证弱势一方平等协调地位的制度配套，那这个集体协调制度到最后，就很可能会与此前的出租车价格听证结果一样，面临同样的流于形式的风险。

　　从劳动者权利角度看，话语权反映了出租车司机的社会地位。出租车行业员工的收入、社会保障等福利水平，反映出的不仅是社会制度对劳动者正当权益的保护水平，并且还是证明劳动者自身是否真正拥有权利的映射。

　　目前，以全国各地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现状看，社会保障、劳动时间、强度与实际收入明显不对称，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租车司机、乘客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扭曲利益格局――事实上也早已是一个社会公开秘密。需要直面的是，如此的扭曲利益格局的形成原因，疑与现行的出租车行业体制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出租车行业推行集体协调制度无疑一种进步，然要把这件好事真正办好并避免其流产，关键或许还在要有相关的公平制度配套，要有突破现行出租车行业体制与推行制度改革的勇气，避免和之前不少城市出租车价格听证一样变成纸上谈兵的无聊。（周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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